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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及阳明心学
王阳明（～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他出生于诗书世家，先祖可上溯到东晋宰相王导[1]，其父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号海日翁，世称“龙山先生”）是明宪宗时期的状元。
王阳明一生坎坷而富有传奇，“他童年时贵人语迟，五岁始能语；青年时屡次落第，格物穷理；中年时遭人陷害，远躲僻壤；复出之后屡担大任，亲手平息了重大叛乱，挽危局于即倒，拯救了明王朝的历史命运；老年时教书育人、桃李天下，弟子中高官显达无数。他生前身后均难逃嫉谤、诬陷，一辈子都在同病魔、同精神、同环境、同自己的‘心中贼’搏斗。可谓荣辱与悲喜起伏，动荡与显赫交织的一生”[2]。阳明心学、致良知说，就是在这样的跌宕人生中顿悟出来的，是王阳明的生命实践学。
▲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王阳明，明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心学集大成者限于篇幅，在此仅选择与阳明心学发展有关的生平典故汇编如下，以飨读者。
一、龙场悟道与吾性自足
据《王阳明全集·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王阳明从小就立志学圣贤。十一岁（年）时他随父亲龙山公到京城寓住，十二岁私塾就学时他就“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明弘治十二年（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中进士，观政（明代进士制度，观政时，被分派到各部衙门了解政事的非正式官员）工部，踏上了仕途。从此，他的兴趣就从以前的习武和辞章转移到了问学上。
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王阳明学习的是程朱理学。随着学习益深，他心中的疑惑也越来越多，他开始不满足于程朱理学，而转向佛老去寻求答案。
王阳明对道家的迷恋是非常强烈的。《年谱》记载，他十七岁时奉父命到江西洪都迎娶夫人诸氏，婚礼当天因其偶遇道士，“闻养生之说”，遂与道士对坐而忘记归家，以至于岳父派人找了一夜才找到他。三十一岁他归越养病，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阳明洞中修炼道家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
感到仙佛之非并与老释分道扬镳之后，王阳明的思想重心又回归儒学。此时他对儒学精髓并未有所得，直到龙场悟道这一重大的人生转折点。
▲浙江余姚王阳明故居公元年，十六岁的朱厚照（明武宗）初政，年号正德。明武宗重用宦官刘瑾等“八虎”，刘瑾擅权跋扈，增设内行厂用来侦缉朝官，迫害异己。两朝老臣刘健、谢迁等联合言官一起上疏请诛刘瑾，被刘瑾诬陷为奸党，矫诏除名罢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和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共同上疏请留刘健、谢迁，亦被矫诏投入了锦衣卫狱。为了营救戴铣等人，时任兵部武选司主事的王阳明毅然上疏，结果“被廷杖五十，死而复生，系于诏狱”。[3]在狱中度过了十多天随时面临死亡的日子后，王阳明被谪贬至贵州龙场驿任驿丞。
《年谱》中记载了他出京入黔这一路上的艰辛与曲折：刘瑾派人一路跟踪，伺机谋害他；为摆脱暗杀，王阳明在钱塘江伪装投江自杀骗过跟踪之人，然后搭商船来到舟山，遇台风又转至闽北入武夷山；此时他本打算就此隐遁不仕，却又担心连累家人，于是又从武夷山经鄱阳至南京探望父亲；之后，经江西、湖南赶赴贵州龙场驿。明正德三年（年）春，王阳明终于抵达了他的贬谪之地贵州龙场驿。[4]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龙场地处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生存环境极端恶劣，“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王阳明全集·年谱》）。身处龙场的王阳明，人生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忠而见弃，仕途无望，前途渺茫，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试想：若是易地而处，我们又会如何做呢？
在龙场驿诸路俱断的绝境中，王阳明没有沉沦在痛苦、沮丧的负面情绪中，更没有因为当下的磨难与挫折而怀疑、动摇、改变自己立志学做圣贤的初心。据《年谱》载，他“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他一遍遍地逼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天夜里，在思至无思、全然无我的那个超越的瞬间，他与圣贤心心相印、生命相通、以心传心，他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这便是心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畿对其师的龙场悟道如是说：“先师之学，其始亦从言入，已而从静中取证，及居夷处困，动忍增益，其悟始彻，一切经纶变化，皆悟后之绪余也。”（《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七《悟说》）
清代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这样评价王阳明：“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二、宸濠、忠、泰之变与致良知之教
龙场悟道后的知行合一说，在滁阳时提倡静坐，南都时又倡导省察克治、存理去欲，这些对王阳明来说，仍然未能将他自己在龙场的证悟向世人表达清楚。直至经宸濠之乱，再经忠、泰之变后，他在南昌始揭致良知之教，此时方觉圆满。
据《年谱》记载，正德十四年（年）六月，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朱宸濠号称集兵十万人，从南昌出鄱阳湖，六月十六日攻陷南康，次日攻克九江，七月三日出南昌，自帅水军沿江而下，围攻安庆，准备进攻南京登基即位。消息传来，留都南京顿时一片恐慌。王阳明奉命带兵平叛。由于手中兵力不足，他就采用了疑兵之计，假装传檄各地，声称率领十六万兵马进攻宁王老巢南昌。宁王的疑心病重，听到消息后忌惮王阳明兵多势重，一时不敢轻举妄动，停滞十多天后才决定继续进攻南京。此时王阳明已利用这段时间组建了八万兵马，并抓住时机直逼宁王老巢南昌，逼迫宁王不得不回兵救援。然而战机已失，宁王最终被擒。震惊全国的宁王之乱仅用四十三日就被平定。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生擒宁王如此大功，还未有赏，却为王阳明引来了杀身之祸。张忠、许泰、江彬等人为了满足武宗的虚荣心，就命令王阳明将宸濠放回鄱阳湖，欲让武宗与之亲战，将其擒获，如此就将所有功劳归于武宗。如此儿戏，王阳明怎能听从？张忠、许泰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就在武宗面前诬陷王阳明意欲与宸濠串通谋反，只是他后来看到形势不利才擒获宸濠。幸而有明武宗宠信的另一位太监张永居中调护，才没有让张、许、江等人的阴谋得逞。明武宗命王阳明巡抚江西，王阳明得以重返南昌。[5]
王阳明回南昌后，继续在漳州“大阅士卒、教战法”。江彬派人来观动静，周围人认为王阳明这样做太危险，说不定又被小人抓到口实，诬以谋反，都劝他回省城。王阳明不为所动，他认为，既然进谏无由，辩白无路，那就抱定信念，只凭良心去做，随处皆是大道。“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王阳明全集·世德纪·附录》）此心不动，安于泰山，就能指挥若定，克敌制胜。若此心动而不安，临事忙失，即使有智术亦无法施展。
张忠、许泰等人百般挑衅，“北军肆坐慢骂，或故冲导起衅”，王阳明不为所动，皆待以礼，并传示告谕北军离家苦楚，居民当以礼相待，又亲自抚慰北军，极力消解矛盾。张忠、许泰又自恃所长，邀王阳明在教场比箭，期望出其洋相。不料王阳明三发三中，获得北军的欢呼，大大打击了张忠、许泰的气焰。张、许无法只好作罢。[6]
人生在世，毁誉在所难免。“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诚，以求快足乎己，岂暇顾人非笑指摘？故学者只须责自家为己之志未能坚定，志苟坚定，则非笑诋毁不足动摇，反皆为砥砺切磋之地矣。今时人多言人之非毁亦当顾恤，此皆随俗习非之久，相沿其说，莫知以为非。不知里许尽是私意，为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王阳明全集·书顾维贤卷》）王阳明对待毁誉的态度，正是他在屡经坎坷的人生中践行致良知的生命体悟。
经宸濠、忠、泰之变后，王阳明更加相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王阳明全集·年谱二》）。正德十六年（年），在南昌，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他在给邹守益的信里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王阳明全集·年谱二》）他对弟子陈九川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又曰：“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阳明全集·年谱二》）
▲木刻板《王阳明先生全集》复制年2月，王阳明父亲龙山公卒，他回越服丧，此后六年一直闲居家乡。居越六年里，无军务之繁，无政事之杂，王阳明将全副身心投入到讲学中，使讲学规模有了极大的发展，门人日进，比任何时候都多。居越讲学期间，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日臻成熟，对致良知学更是“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为表心意，他作了几首咏良知之诗以示诸生。《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曰：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何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另《示诸生》三首之一如下：
尔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问人。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画，心性何形得有尘？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最后，《别诸生》云：
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欲识浑沦无斧凿，须从规矩出方圆。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握手临歧更何语？殷勤莫愧别离筵！▲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
三、天泉证道与阳明四句教
以下是王阳明晚年居越讲学时期提出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极为重视这四句教，认为它是自己的“立教定本”。围绕这四句教，在赴广、征思田临出发前一天晚上，王阳明在天泉桥上为门下髙足钱德洪、王畿两人“四有说”与“四无说”之辩，进行了详细阐释，史称“天泉证道”。
在“天泉证道”中，钱德洪坚持四句教为“四有之教”，王畿却认为这不是究竟话头，至少只是权法而不是究竟法，他主张“心意知物均无善恶，以良知为现成，当下即是”的四无之说才是究极之教。王阳明同时印可了两位弟子之说，但也指出：
“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著。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沈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天泉证道纪》）
天泉证道，对阳明四句教的权实、高低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阐释。由于阳明次年卒于由两广返乡的途中，尚来不及对四句教作出更多更详细的阐述，致使世人对阳明心学、致良知说多有“类禅”“禅的儒学”“外儒内禅”“儒体佛用”等误解而令其遭到指责。而王门弟子对此四句教的不同之理解与运用，也为王门后学的演化分裂埋下了伏笔。
注：
[1]根据束景南先生的考证：王导的祖父王览是东晋王羲之的曾祖父，因此王阳明与王羲之有共同祖先，但非王羲之一脉的后裔。（详见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1～9页）
[2]《王阳明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年8月。
[3]参见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第17～18页。
[4]参见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第19页。
[5]参见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第38页。
[6]参见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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