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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金器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用的领域非常广泛，举凡生活用具、丧葬用具、祭祀用器、冠服配饰、马具等无所不包，尤以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辽墓、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陪葬品为重要。其中丧葬用具最富民族特色，也是金器使用的重要领域，主要指面具、网络、靴或靴底等。马具是契丹最富民族特色的器物，其风格独特，种类主要有鞍桥、带饰、缨罩等，其中鞍桥上常饰以双龙或双凤纹，其他用具上常饰忍冬卷草或配以龙、凤、鹿等图案装饰。
年,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发现一座大型辽代贵族墓葬，经考古人员鉴定，这是契丹时期大贵族耶律羽之的墓葬。耶律羽之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堂弟，契丹皇族成员，为当时契丹国宰相，权倾一时。他的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金花银“万岁台”砚盒及砚是其中一件特殊文物。
（辽代“万岁台”铭金花银砚盒，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此砚盒造型优美，装饰华丽，盒盖正面为栖顶式样，凸凹有形，错落有致：下端錾刻波涛，翻滚奔腾，蓄势待发；中部横冲腾龙，曲身回首，虬髯飘逸，极具视觉冲击力；三枝立莲穿绕于龙身，其中一朵盛开，经龙嘴衔立于龙头顶部，花蕊之上竖刻“万岁台”三字；上端錾刻远山浮云，一轮骄阳冉冉升起，恰似契丹政权悄然兴起于北方大漠，焕发着勃勃生机。盒盖四边錾刻牡丹、忍冬卷草花纹。
（辽代“万岁台”铭金花银砚盒，年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金器是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物的一枝奇葩。有辽一代，北方草原地区的金器制作工艺已达到鼎盛时期，如这件双雁折枝金花渣斗，盘沿錾刻扇形图案，盘壁为四组牡丹纹团花，腹壁錾刻四组两两相对的鸿雁，图案部分鎏金，为典型的白地黄花的“金花银器”。无论造型、工艺均具有浓厚的唐代风格，而主题纹饰又反映了浓厚的契丹民族生活气息。
（辽代双雁折枝金花渣斗，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鎏金双凤纹银盘属于食器具，通体鎏金，盘体呈五瓣花形，内底饰双凤缠枝纹，内沿饰折枝花卉。凤纹具有唐代特点，雄健华丽。器形、纹饰与法门寺、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有相当程度的相似，但又有契丹本民族的的特点。
（辽代鎏金双凤纹银盘，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圆口花腹金杯是首次发现通过锤击成型再加錾刻制作的器物，它的圈足及内圈均饰莲瓣纹，杯外壁錾刻四对鸳鸯，两两相对，周围饰有团花、桂枝纹，相当的精美。
（辽代圆口花腹金杯，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吐尔基山辽墓，从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看，墓葬风格接近于晚唐和辽代早期的风格，应为辽代早期契丹贵族的墓葬。木棺主人逝世时年龄为30岁左右，且为中毒死亡。由于墓葬无墓志铭，相关资料也较为匮乏，这位年轻而尊贵的墓主人身份成为千古之谜。由于是一座未被盗掘的千年古墓，因此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随葬品，这件金花盖碗就是其中一件。
（辽代金花盖碗，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盖碗侈口，鼓腹，喇叭形圈足。碗盖隆起，亦带喇叭形圈足，盖沿下折与碗沿形成子母口。碗壁与盖壁各饰5株阔叶大花，盖面为錾刻双鱼，纹样鎏金。
（辽代金花盖碗，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金杯的造型为四瓣海棠形。杯内中心有一摩羯在水中嬉戏。在杯的内壁，工匠们以花瓣栏分成四个区间，每一区间内錾刻两组对称的宝相花，宝相花两侧还有如意花纹，口沿处则装饰一周花瓣。从金杯的造型和纹饰来看，有着浓郁的外来文化色彩。这件金杯是以摩羯戏珠为主题纹饰，与中国双龙戏珠有同工异曲之妙，显然收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辽代摩羯纹金花银盘，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錾金龙戏珠纹银高足杯为饮酒器，内底部錾刻团龙戏珠纹，周围錾刻羽纹和联珠纹一周，錾刻图案鎏金是唐代独特的装饰风格。高足杯不是中国传统造型，是受罗马——拜占庭器物影响而出现的，唐代非常流行。契丹饮酒之风盛行，所用酒具有的继承了唐代饮酒器的特点，类型多样，工艺精湛，内涵丰富，体现了对草原之外文化的吸收、交流与融合。高足杯在内蒙古草原上的传承一直没有间断过，只是唐代、辽代的杯足略微矮些，到了蒙古韩国时期有所增高。
（辽代錾金龙戏珠纹银高足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凤纹鎏金银壶通体鎏金，鋬耳上装饰联珠纹，通体装饰凤鸟、花草等纹饰，此杯具有波斯金器的典型风格。其华贵的质地、精美的纹饰，反映出主人高贵的地位和当时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辽代凤纹鎏金银壶，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人物纹八棱金杯通体鎏金，造型源于中亚粟特系统器型。杯身平錾表情闲适、神态各异的高士数位，他们均着长袍，依竹树，作于蒲团之上，分别作书写、把酒、执扇、饮酒、捧钵、抚琴、阅书状，具有有明显的唐代风格。
（辽代人物纹八棱金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杯柄装饰简约，柄部下不封口，联珠棱为焊接的做法又与唐代金银器有所区别，是契丹人的创新和发展。
（辽代人物纹八棱金杯，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陈国公主墓是辽国王室贵族墓葬的代表，是一座公主与驸马合葬的砖室墓。墓主陈国公主（年—年），耶律氏，辽景宗皇帝孙女、秦晋国王辽圣宗皇太弟耶律隆庆之女、吴国公主之妹，尽管死时才年仅十八岁，但因为家世地位高贵显赫，死后则给以厚葬。墓中出土的金面具，用薄金片依死者的脸型锤揲成型，眼、耳、鼻、口俱全，与人面不相同，经雕刻加工，形象逼真，是特制的葬具，覆盖于死者脸部。边缘有23个孔，用银丝与头罩相连。面具的使用是契丹族独特的葬俗，一般用铜、银制作，而能使用金面具则与死者生前的高贵地位相关。
（辽代金面具，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高翅鎏金银冠为高筒式，圆顶，冠口双层，外鎏金，内侧可见为银片制造。冠体用四块圭形簿银片拼成圆筒状，可看出接合的痕迹。冠的正面镂孔并錾刻花纹，正中为一个火焰宝珠，左右两侧各有一只长尾飞凤。冠的两立翅还錾刻一只凤鸟，长尾下垂，周围饰有卷云纹。翅及冠箍周边錾有卷草纹。冠顶后部錾刻变形云纹。冠顶有一鎏金银造像。（辽代高翅鎏金银冠，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錾花银靴一套2件，用厚0.05厘米的薄银片仿照靴子的实物做成，靴两侧各錾两只飞凤，凤首有“翠毛”，尾长下垂，卷云纹作陪衬，银靴錾花纹为鎏金，线条自然流畅。
（辽代錾花银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靴是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契丹服饰，便于骑射，凡举行祭祀大典，辽代帝后要穿“络缝乌靴”。以金属靴为明器陪葬，显示出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和他们鞍马生活的特色及其对礼俗所产生的影响。
（辽代錾花银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驸马赠卫国王为萧沙姑，即《契丹国志》所载的萧屈列，他是应天皇后之兄述律鲁述的儿子，所尚公主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女儿质古。墓中出土的银饰件很有特点，它由双面人头和上窄下宽的六面体连为一体。双面人头顶有一圆洞，顶发不及耳，耳旁有两缕头发，戴大耳环，蚕眉，瞪目，挺鼻，双唇紧闭，唇边有浓密胡须。六面体每面均錾牡丹花纹。出土时，银饰件与铁盔共存，可能是盔上饰物。
（辽代双面人头鎏金银饰件，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银壶捶揲成形，直口，颈细而直，壶盖直口折沿，从盖沿伸展出四瓣花状银片，盖面高隆，上有宝珠形钮，上接银链，肩部扁圆，壶腹先内收，至下部外展，略似束腰形，椭圆形平底，肩部对称鸟形耳，上以银环套接宽带式提梁。壶身饰两摩羯，中有火焰宝珠，纹饰鎏金，鱼子纹为地。该壶纹饰精细，摩羯形象完整，结构清晰，造型新颖别致，用两条摩羯组成壶身，以鱼的自然形态形成壶体鼓肩、束腰、底外撇的器形，将造型与纹饰完美地融为一体，构思极为巧妙。
（辽代鎏金鱼形银壶，年内蒙古赤峰市后洞村辽代窖藏出土，赤峰市博物馆藏）
云纹鎏金铜马具为铜质鎏金，由马络头饰、马项饰、马盘胸饰、马鞍饰和马后鞧饰五组组成。饰件主要以捶揲、錾花等工艺加工的手法，将钉缀和镶嵌装饰在皮革和木器上，并采用高浮雕和平面线刻相结合的装饰手法錾刻云纹各种图案。
（辽代云纹鎏金铜马具，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代钦塔拉辽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辽代云纹鎏金铜马具，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代钦塔拉辽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辽代云纹鎏金铜马具，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代钦塔拉辽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
辽代(～)金银器以年出自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者为最精致丰富﹐有金面具﹑鎏金银冠﹑银丝网络﹑金蹀躞带﹑金花银靴等组成的殡葬服饰及錾花金戒指﹑缠枝花纹金镯﹑八曲花式银盒﹑金花银枕﹑錾花金针筒﹑金花银盒﹑银长盘﹑银唾盂﹑银盏托﹑银壶﹑银罐﹑银粉盒﹑鎏金银勺与马具等。这些器具代表了辽国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为我们研究辽金玉器提供了可贵的参照。同时由于墓葬保护较好，未受到盗掘，又采取了科学发掘的方式，为研究契丹文化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这是18岁的陈国公主的面具！传说中的面似金盆！
金面具,辽代金长20.5厘米、宽17.2厘米、厚0.05厘米、重克、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薄金片，锤揲成形。脸形丰圆，杏眼圆睁，鼻梁微隆，双唇抿合，两耳竖起。面具边缘有穿孔，与银丝网络连缀之用。
双龙纹金手镯、辽代,金,展开长18.2厘米面宽1.1厘米厚0.5厘米重克、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纯金，镯体宽扁。镯口两端为龙头，镯面錾刻双龙缠绕纹。
金银花靴、辽代、银、高37.5厘米、底长29.2厘米、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薄银片，锤揲工艺。长靿，尖头，其上錾刻飞凤，间饰花卉纹、云纹，纹饰鎏金。靴靿、靴面、靴底以银线缀合。
八曲人物纹金杯、辽代、金、高5.8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3.5厘米、重克、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代贵族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所，纯金，八曲形，直腹，圈足外撇。双鱼形鋬耳，系吊环。杯身錾刻人物、飞禽、走兽、花卉等各种纹饰。口沿、棱、足底边缘浮雕联珠纹。
八曲连弧式金盒、辽代，金，高1.7厘米，直径5.5厘米，链长4.5厘米、金环直径1.6厘米，重85克，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纯金，偏圆形，八曲连弧式，锤揲工艺。善与盒身以字母口相合，两面錾刻鸳鸯戏水纹和双鹤纹，间饰萱草纹。周边錾刻联珠纹。
金佛
银鎏金高翅冠
金佛、辽代、金、高10.1厘米、底径6.8、4.8厘米、重94.5克、奈曼旗博物馆收藏，金质，锤揲与累丝工艺。佛像双手合十，头戴花冠，双目微闭，坐于三层心形莲瓣底座上。有三层心形莲瓣纹背光。
银鎏金高翅冠、辽代，银，高30厘米，宽17.5厘米，冠口径19.5厘米、重克、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银鎏金，高筒，圆顶，冠箍口收束，高翅。冠面镂空花卉纹，云凤纹。冠顶饰一束盛莲，其上元始天尊盘膝而坐造像。
金花银盆、辽代、银、高6.5厘米、口径37.5厘米、口径20.5厘米、底径6.5厘米、重克、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代贵族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所，敞开。斜直腹，平底，纹饰鎏金。口沿錾刻缠枝花卉纹，腹璧八组鸿雁衔花纹。内底水波纹地，浮雕摩羯纹。
金花龙凤纹银奁、辽代、银、高11.2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16.9厘米、重克、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代贵族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所，瓜菱形，圆腹，子母口相扣合，平顶盖，圈足外撇。盖顶一周绳纹，其内浮雕龙纹。盖缘浮雕龙凤纹，盒身浮雕飞凤、麒麟文。纹饰鎏金。
金银花枕、辽代、银、后高13.2厘米、前高4.4厘米、宽40.8厘米、长30厘米、重克、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薄银片，锤揲。枕面上缘呈连弧形，下缘平直，中部微凹。底座箕形，焊接于枕面底部。枕面錾刻双凤火焰珠纹，周围饰云纹，纹饰鎏金。
马镫
银鞓蹀躞带
鎏金银马具、辽代、银、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
琥珀璎珞、辽代，琥珀、外圈周长厘米，内圈周长厘米，共件、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璎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琥珀饰件。
琥珀配饰、辽代，琥珀，长5.3厘米，宽2.8厘米，高4厘米，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现收藏于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红色琥珀，圆雕，鸳鸯形盒。腹空，两片扣合，腹下安装金合页。腹部系金链，用于佩挂。构思奇巧，雕琢质朴，造型敦厚。
辽代金银器中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马上携带的鸡冠壶﹐敛屍用的面具﹑金丝网衣等都是契丹族特有之物。工艺精湛的马具、璀璨夺目的生活用品、装饰品、神秘奇特的葬具等，全面反映了契丹民族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草原民族包容性。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
滥觞于20世纪初的辽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迎来了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与日趋深入的调查研究，自年开始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来，辽代相关遗迹六次当选。
内蒙古辽代耶律羽之墓（）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宝山辽贵族墓（）
内蒙古通辽吐尔基山辽墓（）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
内蒙古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
对于文献记载存留甚少且讹误甚多的辽代历史而言，考古学的发掘与勘察就显得非常重要。
通过发掘与勘查都城和地方城市，我们可以窥见10世纪以来松漠草原地带城市的兴起及其建制。陵墓的调查发掘，则为了解辽代契丹族与汉人的丧葬制度和生活习俗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材料。
墓葬中所见各种绘画遗存，更丰富了人们对于辽代美术乃至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研究。矿冶遗址、陶瓷窑址等的发掘，以及玉石器物、丝织品遗物的出土，更为辽代手工业技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维修或清理辽塔过程中出土的刻经、写经等遗物，也对研究辽代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在考古材料与相关文献相互佐证下，今天的我们正通过对城址、墓葬、手工业遗迹、塔基的发掘与研究，渐渐勾勒着属于辽代的时代剪影。
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年展”，从五京备焉、四时捺钵、南北面官、华夷同风、塔寺巍巍五个单元入手，正是希望借助于17家文博单位收藏的件（套）文物，将已发掘和勘查的辽代遗迹作为展览叙事的线索，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向观众展现辽代的历史风貌和发生在其间的多民族碰撞、融合的故事。
▲琥珀水晶璎珞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建立的政权，在政治制度、统治机构和行政设置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首都博物馆在此次展览的前三个单元中，首先紧紧抓住了契丹王朝在政治体制方面的独特性及其明显的二元化色彩：
“五京备焉”单元主要介绍了契丹人模仿汉制建立起来的五个行政首府和军事重镇；“四时捺钵”单元则强调了辽代独特的捺钵制度起源于契丹人惯常的游猎生活，捺钵制度实际上是以辽代皇帝为中心，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游幸活动和巡守制度，正是因为五京的建立和捺钵文化的长期存在，使得皇都与捺钵驻跸地共同成为了辽代的施政中心。
▲四季山水图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东陵
从上至下分别为：春、夏、冬壁画（摹本）
第三个单元“南北面官”，则进一步叙述了契丹在南下过程中，面对生活在其版图中的汉人时，汲取唐朝和渤海国的经验，开创性的施行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式，在中央统治机构中，分别设置了南北面官两大职官系统，因俗而治。
▲四季山水图（摹本）
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东陵
不论是五京分置、四时捺钵，还是南北面官，这些辽吸取前代经验的开创性制度建设，都是辽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政治制度，不仅对辽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影响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正如傅乐焕先生所说：“其制亦不限于契丹一族，金元满清，亦自北起，生活习俗大同，捺钵遗迹，尚可考见。”
▲穹庐陶器辽上京塔子沟出土
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
辽代在制度建设方面有颇多创新之处，但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即皇帝制度却与汉文化保持一致，根本政治制度上的一致和趋同，使得双方在政治理想、社会价值、道德风尚等方面都表现出了相似性。
与此同时，夹在唐、宋两大文化高峰之间的辽代，在面对“强悍”的汉文化时，也主动或被动地包容和吸收了众多汉文化，而这些文化菁华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文化纽带。
不论是华夷同风还是塔寺巍巍单元，展览都力图在文化独特性之外，进一步探寻蕴含在这一时期物质与精神信仰等方面的文化趋同性。展览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对文化融合种种“迹象”的叙述没有局限于某个单元，而是散落在展览的各个叙事环节中。
▲“万岁台”金花银砚盒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褐釉皮囊式瓷鸡冠壶、白釉皮囊式瓷鸡冠壶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契丹贵族普遍实行厚葬，早期墓葬中常出现成套的马具、金银器、陶瓷器，中晚期墓葬中金银器、马具数量减少，三彩和单色釉的数量明显增加。
但不管随葬品的种类如何变化，我们从出土的各时期金银器中，确乎能够清晰的看到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印记。
▲镶玉银鞓蹀躞带、鞧带
通辽市奈曼旗青龙镇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辽代金银器是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物的一支奇葩，这一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用途上分为饮食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种类。
其中鞍马具、殡葬器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民族特色，是辽代金银器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鎏金錾花鋬耳银杯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但纵观辽代的金银器，从器形、纹饰到制作工艺，均有许多酷似唐代金银器的艺术特征，我们在唐代同类器形中都可以找到范本。
契丹建辽时，唐虽已处于统治末期，但积淀深厚的唐文化余韵仍以强大的穿透力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被契丹奉为经典，大加推行。
不仅如此，辽承唐制，辽代早、中期金银器对唐的效仿是全方位的，不仅沿袭晚唐作风继续发展，而且还挖掘和继承了唐前期的模式，并不自觉地简化、抽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双狮纹金花银盒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双鱼纹金花银盖碗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我们能在展览的各个单元中看到这些打着唐代金银器艺术风格烙印的辽代金银器，还能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期举办的“大唐风华”展览上，“直视”唐与辽在金银器上的关联与文化上的趋同性。（相关阅读：高清展品图集，带你尽览「大唐风华」）
两大博物馆在展览安排上的“设计”也好，“巧合”也罢，这种不同展览带来的叙事连贯性不仅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更展现了一座城市中“博物馆集群”的优势，资源的集聚也利于更大程度上发挥和彰显博物馆的功能与价值。
▲银鎏金冠（局部）
凌源市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凤形鎏金银钗征集
赤峰市博物馆藏
澶渊之盟后，辽宋约和近年，彼此间的和睦共存与频繁往来，使得各自的文化难以长久的保持畛域分明，更何况辽代统治者中也不乏欣赏和推广汉文化者，所以在辽代后期的金银器中，宋文化的影响已经在悄然之中占据主导地位。
有辽一代，汉文化几乎渗透在了契丹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展览中金银器所表现出来的浓厚唐、宋之风，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除此之外，辽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为此，展览特意在最后一个单元“塔寺巍巍”中，展现了佛教在辽代的发展。
▲“十方佛”贴金彩绘柏木法舍利塔
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出土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佛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越以往，成为整个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伴随佛教思想的推广，高大的寺院、佛塔建筑星罗棋布的出现在帝国的都会州县，这些可供膜拜的对象，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波斯玻璃瓶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银菩提树
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朝阳北塔博物馆藏
其所建佛寺也多与唐代以来中原地区的佛寺在结构布局、艺术风格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唯独佛塔在结构形态、建筑技艺、艺术风格等方面独具一格，成为中国佛教建筑历史中一次里程碑式的创新。
鉴于此，展览主要围绕代表性的辽塔出土物展开，而佛寺只是通过展览中配套的多媒体进行了展示。这也启示我们，多媒体在展览中绝不应该只是无关紧要的介入，而是应该在客观上成为展览的辅助或外延手段。
▲银鎏金女、男面具
凌源市小喇嘛沟辽墓出土
凌源市博物馆藏
从耶律阿保机建辽起，到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辽不仅结合本民族特点，总结经验完成了很多制度创新，还在与汉文化的不断融合中，逐渐由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奴隶制国家发展为以儒家传统文化、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封建制国家。
▲三足乌纹金牌饰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月宫伐桂纹银牌饰
通辽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与同时期的北宋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方式、思想文化观念以及礼仪风俗等方面的交融，使得辽代的文明程度大步提高，却也在统治者过度强调崇儒、崇佛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渐渐淡化了契丹族固有的尚武、善骑射的民族传统，终为女真所灭。
但它为此后金元的制度建设以及金中都、元大都的建制和当前城市行政格局的设计都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近千年来基本连续地定都北京做好了历史传统与心理认同的准备与建设。
首都博物馆作为一个立足北京的城市博物馆，近年来以城市为中心，举办了多场精彩的展览，诸如年与首尔历史博物馆合作的“水路城市，首尔:清溪川的变迁”展，通过首尔城市河道清溪川的变迁，向观众展示了首尔年的历史与城市建设；年年底的“读城——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系列展，更是以城市、以北京为切入点，锁定青少年为展览目标人群的一次成功尝试。
▲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年展
?行走的海风
而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京——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京建城年展”正是继年“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年”周年特展和年的“大元三都“展之后，又一场围绕北京城市发展历史变迁的展览。
▲白山·黑水·海东青——纪念金中都建都年周年特展
展览中的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让我们系统的了解了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以及逐步演变为国家首都的过程，但是三场展览之间缺少相应的互动性和延续性，往往过于独立的叙述每一个朝代，使得展览缺少历史纵深上的关联，也割断了三场系列主题展之间的联系，这算是展览中的一丝遗憾吧。
但这并不能抹杀首都博物馆多年来在展览形式搭建上的探索和努力，甚至在展厅氛围营造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首博风格”，更不能否认这是一场展览信息全面、叙事清晰、展厅氛围渲染、多媒体运用以及观展体验极佳的展览。
辽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横亘于我国北方，疆域辽阔，幅员万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辽王朝始建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五代，而终于金，时间跨度与北宋王朝并行。为了适应统治需要，辽的政治架构上实行“一国两制”的双轨管理制度，设置南面官和北面官，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文化上，参照汉字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与汉字并行使用。经济上，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重视手工业，鼓励手工业的发展。辽文化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共生体，唐文化、回鹘文化、渤海文化、外来文化均被积极地吸纳加以应用。
以上举措给契丹文化奠定了兼糅多元文化而又相对独立的文化基调。这一史实在契丹（辽）的遗存中均有充分的体现。
▌辽三彩的分布
作为传统手工业门类的陶瓷业在辽代得到了长足发展。辽代制瓷传统源于唐代中原窑厂，制瓷技艺主要模仿河北邢窑、定窑和磁州窑。通过继承、吸收，糅合、升华，创造出了具有契丹民族气质的陶瓷器。根据考古发现，辽境内窑址众多，主要集中在辽五京附近。
各窑址陶瓷器的生产既有共性而又相对独立。辽代的陶瓷窑址主要有中京缸瓦窑、南京龙泉务窑、西京界庄窑、上京林东窑、东京冮官屯窑址。以上窑址烧造的陶瓷器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汉族（中原）传统，二是契丹传统。汉族传统陶瓷主要是日常所用的各式盘、碗、瓶、壶、罐等，契丹传统陶瓷见有各式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瓶，以及辽三彩（低温三色釉）。辽三彩是最能代表辽代陶瓷文化和成就的标志物。
“三彩”一词，最早见于清末文献，专指康熙朝烧造的一种无红彩的低温釉上彩绘瓷器。民国时期，河南洛阳北邙山一带陆续发现了大批的北魏、隋唐墓葬，其中唐代墓葬出土一种多彩的釉陶器，遂援引素三彩概念，称之为“唐三彩”。民国初年，日本人在辽宁西部地区、内蒙古地区做了大量所谓“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先后发掘了辽阳冮官屯、赤峰缸瓦窑、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窑址。随着辽代遗址出了类似唐三彩的一类器物，学者们把这类多彩器物称为“辽三彩”，时至今日，辽三彩成为对辽代所产多色釉陶器约定俗成的称呼。
辽三彩器物出土于辽代中期偏晚的各级贵族墓葬中。一般出土于契丹族传统的聚居地，如辽西地区、中京地区。从对辽代窑址的考察和发掘看，辽代烧造三彩的窑址主要有白音格勒三彩窑、南山小水浴窑、赤峰缸瓦窑，出土的数量在辽代陶瓷器中所占比例很小。其中以赤峰缸瓦窑所烧造的三彩器数量最多，也最为典型，品质最佳。
▌辽三彩的起源及文化元素
关于辽三彩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辽三彩从工艺上来源于唐三彩，是对唐文化的一种传承。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辽代陶瓷发展的时代必然产物，是辽瓷发展史的必然阶段。
唐三彩属于低温铅釉陶器，出现于唐代初期，鼎盛于武周和玄宗时期。器型包括随葬冥器和实用器两大类。多见瓷塑，包括各式人俑、动物俑、神话俑。其次为罐、盘、三足盘、双龙首瓶等。装饰技法主要表现为淋漓的泼彩，规矩的涂彩仅是少数。彩色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有少量的蓝、紫、赭、黑色。窑址主要有河南巩义黄冶窑、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西郊机场窑。唐三彩距辽三彩年代跨度大，原则上不应该具有技艺传承的关系，但考虑如下几个因素，辽三彩工艺应该是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唐三彩。
中原地区三彩窑口有河南巩义窑和河北内丘窑。这一地区在五代、北宋早期是辽侵伐区域。辽史对此多有记述，如“会同八年（年），分兵攻刑、洺、磁三州，杀掠夺殆尽。”“天禄四年（年）攻安平、内丘、束鹿”。对于手工业匠人的掠夺是征伐的一个主要目的，反映在陶瓷上主要是上京林东窑、南京龙泉务窑等，这类工匠或许就能够熟练掌握三彩烧制技术。辽人喜茶，而饮茶多用单色釉瓷器，三彩器在当时并没有市场需求。另外辽产的三彩器胎质疏松，机械强度差，满足不了日常生活所需，三彩釉彩中含有一定毒素。辽代早期到中期，为什么没有出现辽三彩，与技术层面没有直接关系，而是社会需求决定的。唐三彩与辽三彩在烧造背景方面惊人的相似，均是政府明令宗室、贵族禁止以贵重金属制器陪葬，为了调和二者矛盾，作为替代产品的三彩器物应时而生。
辽圣宗朝四次诏令“禁止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兴宗朝明确各等级殉葬所用器物，规定宰相、节度等可用银器随葬，其他等级的贵族由于不能随葬金银器，而又为了满足所谓“冥世”的需求，转而寻找其他替代品。由于陶瓷类产品生产工期较短、数量容易满足，成为首要考虑的对象。加上唐三彩有作为明器的传统，三彩器自然而然地成为辽代中期随葬器皿的首选。
三彩器在宋代仍然较为流行，是唐三彩工艺的一种延续。装饰方法主要采用刻划添彩，在素烧胎后，按纹饰需要填入彩色釉后二次烧成。宋三彩釉色较为丰富，常用黄、绿、白、褐四种主色，还有红、黑、酱色。画面生动，填色规整，不见蓝釉的使用。器型以枕为最多，还有盒、灯等。画面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宋三彩在河南禹县、鲁山、内乡和宜阳等地古窑址中均有出土。辽境屡有宋三彩器物出土，表明宋三彩产品流布到了辽境，辽国工匠对于三彩这种工艺的学习也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宋辽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辽代陶瓷的发展序列经历了由低温单色釉陶瓷器（黄、绿、白）→二系彩→辽三彩这一过程。事物的发展规律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突变只是极个别特定环境下的产物，并非常规。特别是传统的手工业行业，其制作技术、制作理念都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摸索并不断更新的。辽代的二系彩最早见于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绿釉黄彩瓶，此后陆续有出土，多见白釉绿彩，也有黄绿二色彩，能够看出辽境工匠能够很好地掌握二色彩的搭配使用。随着辽代中期偏晚禁止厚葬，辽三彩的产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辽三彩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文化因素：
唐文化因素。唐末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民迁入辽西和松漠地区，加速了该地区的汉化进程，契丹诸事皆以唐朝为模本，包括职官制度、器物风格自不例外。同时，契丹族和汉族的杂居、融合，也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动力因子。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大规模地涌入契丹领地，使契丹在原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吸纳了先进的生产元素，陶瓷业得以迅猛发展。辽代各类陶瓷器均带有浓郁的唐文化烙印，间接形成了契丹民族风格和特点。在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文化、经济贸易往来中，辽代白瓷就是继承唐中原地区白瓷器传统而滥觞，唐代陶瓷器常见的纹饰也被丝毫不差地表现在辽产陶瓷上，部分器型也脱胎于唐、五代金银器，多见曲口、花口造型，揭示出其受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佛教文化因素。契丹贵族笃信佛教，佛教造像与佛寺遍布辽境。辽代早期统治者为了适应社会环境和统治需要，大力提倡尊崇佛教。从圣宗朝开始直至辽末，是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辽三彩出现于辽代中期偏晚，其发展轨迹与佛教的鼎盛相吻合。
三彩器中常见佛教文化符号。有一类压印莲瓣纹，是辽三彩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纹样。佛教以莲花比喻佛性出淤泥而不染。从佛教传入中国起，这个题材流行各领域，被广为接受并采用，加之这些题材经常与一些中国传统纹饰结合使用，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佛教在辽境已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融入了辽文化。这种题材在辽代晚期墓葬中多见，如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室正中绘莲花藻井；河北宣化张世卿墓后室穹隆顶彩绘星图外绘莲花，前室顶部中心用红、赭、浅蓝色绘重瓣莲花。有一些装饰题材的佛教色彩更浓，如狮子纹、摩羯纹、火焰珠纹，而且这些题材是与许多传统题材如世俗生活等一起使用的，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
▌辽代壁画墓顶
契丹民族文化因素。契丹民族作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其所生活的环境有着独特的眷恋情结，钟情于蓝天、白云、绿草、清水，集中表现在三彩器物上，就是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充分体现了契丹民族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对大自然的热爱进而上升到对于大自然恩赐事物的崇拜，菊花、葵花、牡丹、蝴蝶、水波等常见的大自然纹饰都被广泛应用于辽三彩，海棠盘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辽三彩器型主要有各式盘、碗和镶接器，以盘、碗为大宗。施彩方式有两种，一是色地点彩，一是压印（印模）填涂彩。均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彩主要是黄、绿、白三种色调。三种色彩的搭配看似毫无章法，但有着缜密的设计理念，作为边饰的白色以及黄、绿色讲究自然过渡，互不侵扰，三种色彩有严格的主次之分。
▌辽三彩的器型与工艺
海棠盘是辽三彩典型器物，形象多见于辽代墓室壁画备宴图。海棠盘造型来源于唐代金银器。唐代多见一种曲口、长方、錾刻、拼接成型的高座银盘，辽代也有此金银器造型，海棠盘器形与此类似。口作八曲海棠花瓣式，红色陶胎，以黄色或白色为基调，其他两色搭配，象征黄花、绿草、蓝天白云。口沿一般压印一周卷草或蔓叶纹，内底印花，多见折枝牡丹上飞舞对碟纹、单朵或三朵团菊（葵花）花纹，辅以流云、流水纹，一副生机盎然的草原景象，纹饰造型丰满、肥润，布局开阔，严谨而又工整，压印的线条粗犷，表现了契丹民族深厚的游牧情结。
▌辽三彩牡丹纹海棠盘
▌辽三彩牡丹纹海棠盘
▌辽三彩朵花纹海棠盘
▌辽三彩朵花纹海棠盘
盘分为三种形制，有圆盘、四方盘、花口盘。圆盘的装饰为内底心压印纹饰，内壁涂彩，外壁施透明釉；方盘与花口盘来源于木质或者金属器造型，底心压印四出菊花纹，黄花绿叶，甚是美观，四壁竖线分割布局，间饰有蔓草纹或小菊花，色彩质感强烈。
▌辽三彩花口盘
▌辽三彩牡丹纹花口盘
▌辽三彩团花纹盘
▌辽三彩牡丹纹方盘
▌辽三彩牡丹纹方盘
▌辽三彩牡丹纹盘
▌辽三彩牡丹纹八角盘
碗是辽代常见的日用器皿，形制较为规整，成型方法一般有拉坯和印模两种。釉色有白釉、黑釉、绿釉、酱色釉、三彩釉。三彩釉碗有两种形制，一种是深腹碗，一种是直壁折腹碗，均为模制成型。三彩釉碗一般为同心圆装饰，由内壁外沿至内底分层装饰，施彩有模制添彩及淋彩（涂彩）两种，康熙时期所见的素三彩“虎皮三彩”与此类似。
▌辽三彩牡丹纹碗
除了日常所见盘、碗、碟外，辽三彩还有一些形制较为特殊的器型，称之为镶接器。器型多来源于唐、五代的金银器。如三彩釉印花团龙凤纹执壶，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执壶，下部为温碗，因为工艺限制，为分体器物。另有温碗（暖盘）、鸡冠壶、瓷塑、文房用具等。这类器物制作工艺较为复杂，成型难度大。
▌辽三彩榻模型
▌辽三彩龙流带柄壶
▌辽三彩卧猫
▌辽代绿釉瓜棱执壶
继辽三彩之后，金元时期出现了一种多彩釉，称之为“金元三彩”。器型多见小件的盘、碟，以及部分瓷枕。装饰方式多见单线划花添彩，图案讲究圆心状布局，较为规矩呆板，刻划的线条简洁奔放。颜色多为黄、绿、红、赭色，少见白色调的使用，红色和绿色所占比例较多。纹饰题材多为单独的一花一叶、一物一景，常见的有折枝菊花、荷花、牡丹、卧兔纹、芦雁等。在纹饰和装饰技法上有着浓郁的时代特征，与同时期龙泉窑、磁州窑、耀州窑的风格相似。
辽三彩作为华夏陶瓷大家庭中重要一员，将奔放张扬的契丹基因与中华传统文化熔于一炉，为中华陶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金元三彩乃至明清素三彩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契丹，自四世纪起闻名于世，其后不断发展、壮大，至十世纪则兴盛于大漠南北，以精兵铁骑建立大辽国。契丹族，一个融入众长的民族。广纳中原及西域各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并立足本民族文化立场再创造，将契丹文化推进较高的发展阶段。契丹族的手工业技术，有马具、制瓷、金银器、染织、造纸，等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辽代统辖的区域内发现许多辽墓、佛塔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其中金银器就有数千件。他们以其辉煌的制造工艺和繁多的种类，使北方民族金银器发展到鼎盛时期。金银器的种类从用途上分饮食器、妆洗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七大类。其装饰品包括冠、簪、镯、耳坠、戒指、带饰、佩饰等。现在发现的辽代金戒指主要有出土于辽代陈国公主墓、辽耶律之墓、吐尔基山辽墓、兴安盟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等，共近30多枚。以下介绍其中最为典型的金戒指如下：
1、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2枚蟾蜍饰金戒指，盾形水晶面，面上一只蟾蜍装饰，四肢为蹲踞状，扁嘴，黑眼，额头突出，蟾蜍身为绿松石，蟾蜍两侧各有一圆形绿松石。指环处有月牙形突起。
蟾蜍饰金戒指
2、吐尔基山辽墓出土1枚嵌宝石花形饰金戒指，戒面呈盾形，上面蹲伏有金蟾蜍，蟾蜍背部镶嵌一颗绿松石。戒面两端嵌有两颗扇形绿松石。其錾刻缠枝花纹。指环上錾刻月牙状纹饰，并嵌有两块绿松石，下端有褐色织物缠绕。其造型独特、构思巧妙、颇具匠心
蟾蜍饰嵌宝石花形纹金戒指
3、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嵌宝石花形饰金戒指，錾花盾形面，花瓣镶松石，中部一花蕊凸起，花蕊中间镶松石，松石现已丢失。
嵌宝石花形纹金戒指
4、耶律羽之墓出土盾形錾花金戒指，盾形，花式边，中心模冲宝相花，周围为枝叶纹，指环饰卷叶纹。（图右1）
5、耶律羽之墓出土盾形錾花金戒指，盾形，花式边，正面模冲缠枝花纹，中心有圆凸，指环錾刻花纹。（图右2）
6、耶律羽之墓出土盾形錾花金戒指，盾形，花式边，正面模冲缠枝花纹，中心有圆凸，指环錾刻花纹。（图左2）
7、耶律羽之墓出土盾形嵌玉金戒指，正面模冲莲花纹，花蕊凸起作嵌玉用。指环饰叶纹。（图左2）
盾形戒指（左1、2右1、2）
8、耶律羽之墓圆形嵌松石金戒指，中心圆凸，内嵌绿松石，周边饰联珠纹，指环细錾花纹。（图六）
圆形嵌松石金戒指
9、陈国公主墓出土共17枚錾花金戒指，形制大小基本上相同。片打制而成，正面略呈圆形，两端长方形，边缘内折。花纹横压，局部錾刻。圆形截面上錾刻1朵四叶团花，两端长方形面上錾刻水波纹。
陈国公主墓出土錾花金戒指
上述资料分析，辽代金戒指可分为盾形、圆形、椭圆形等三种形式，戒指装饰为仿生形态。如蟾蜍饰是象征着吉祥如意、驱魔避邪的动物造型。辽代金戒指的纹饰讲求构图对称，纹饰繁缛而层次分明。戒指截面中心部分饰主体纹饰，其周围侧饰辅助形纹饰。主体纹饰主要有叶团花纹、花蕊纹、花边纹、缠枝花纹、联珠纹等，多辅以鱼子地纹，图案中央都有今镜钮般的突出为主要特点。辽代金戒指制作工艺非常湛，纹饰工艺主要采用錾刻，还有线雕；制作采用铸、模冲等工艺。
辽代戒指形状各具特色，图案精彩纷呈。其中的盾形玉戒指，纹饰凸起，戒面中部为宝相花纹，外连接莲花宝珠或细錾花纹，花芯作嵌玉或绿松石，指环饰花叶纹，独具匠心。有的盾形戒指无镶嵌，上饰不同图案。
契丹民族崛起后，向西北边境扩张，保证了通往西域的交通无阻，高昌、于阗等国家成为辽与中亚波斯、大食国等国联系桥梁，客观上促进了西域文化上的传入。金戒指的连珠装饰渊源于波斯萨珊王朝银器的做法，技术高超。
公元年定下“澶渊之盟”之后，宋朝每年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后，宋辽之间互派使者，在边境上互市，有利于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金戒指上还可见宋文化一斑。仿生（蟾蜍形）造型的戒指为典型例子，宋代金银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仿生造型。还有宋代金银器的凸花工艺，这种工艺是以高浮雕满地装的形式表现出中心部分。使人感觉到更加立体效果。这个技术在戒指的表现也突出。
辽代金戒指是辽代金银器中的典型遗物，代表着辽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的鼎盛时期。金银器的前所未有的成就是在本民族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加上外来文化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其包括中亚波斯和粟特文化及宋文化的影响。
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中国北方相继处于辽、金统治之下。这期间，沈阳地区多民族聚集，其陶瓷艺术自然也是多元发展，其中以辽瓷最为突出。辽代的沈阳地区，在陶瓷方面，不仅从辽墓中出土了大量窑口多样、器形丰富、釉色多元的辽代陶瓷，还发现了多处辽金时期的窑址。
20世纪初，在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市场里，出现了一种纹饰质朴、与中原和南方风格迥然不同的瓷器，人们只知道这种瓷器是从东北地区流出来的，于是就称其为“北路货”。后来，由于“辽瓷之父”金毓黻的偶然发现，人们才知道“北路货”就是辽瓷。
金毓黻先生第一次发现并确认有“辽瓷”的时间是年4月22日，他在这天日记中写道：“大东边门外有一农户掘土得瓦棺，其形甚小，与在辽阳出土之瓦棺相似。……又有古瓶一、烛台二。”这座辽墓让金毓黻放心不下，12天后，他亲自前往墓地考察。时任省府秘书长的金毓黻此后又发表《辽金旧墓记》述及此事。
辽代是10世纪初由契丹民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当时中原地区的瓷业较为发达，制瓷技术传入契丹，促进了辽代瓷业的发展。
辽白釉花口碗
辽代瓷器的主要品种有白釉、黑釉、茶叶末釉、剔花、刻花加彩、辽三彩等。其造型除了中原地区的传统样式以外，最具代表性的是契丹民族特有风格的器型，如鸡冠壶、鸡腿瓶、凤首壶、海棠式盘、三角形碟等，多为水器、贮藏器和盛食器。
辽酱釉鸡腿瓶
辽瓷款识最具代表性的是辽代的白釉瓷器款，其底部刻“官”或“新官”款，在内蒙古辽上京遗址和内蒙古、辽宁等地的辽代墓葬中多有出现。如辽宁省北票水泉1号辽墓出土的白釉六瓣花口碗的“官”字款，字体划刻有力，犹如行书，风格独特。
鸡腿瓶为辽、金时常见的盛酒器，在辽墓壁画中的宴饮图中常能见到此类器物，其瓶身多刻有铭文来表示用途和年代。如辽宁省博物馆所藏辽代茶叶末釉鸡腿瓶，其肩部刻“乾二年田”四字，其中“乾二年”应当是指辽天祚帝乾统二年，“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
酱釉“官”字款弦纹梅瓶
除此之外鸡腿瓶还刻有“孙”“徐”“官瓶”“官”“葡萄酒”等铭文，其中“官”字款的器物大多从辽代墓葬和窑址出土。河北省井陉县文保所藏有北宋酱釉“官”字款弦纹梅瓶和酱釉“天威军官瓶”款弦纹梅瓶，为井陉窑及附近天长镇窑出土，可见此类瓷器是当时北方瓷窑中的独特产品。
辽“杜家”款绿釉贴花璎珞纹净瓶
较为特殊的一件辽代标准器是北京市文研所所藏的辽代“杜家”款绿釉贴花璎珞纹净瓶，此瓶出土于北京市密云区辽代冶仙塔塔基，瓶体采用堆贴及模印装饰，肩部至腹部由莲瓣衔接璎珞纹互相交错组成装饰图案，两组璎珞纹间分别暗刻“杜家”二字，可见这件净瓶在当时是有专门作坊，也就是“杜家”作坊为冶仙塔专门烧制的，是辽代瓷器中的精美之作。
“辽瓷”时代跨越二百年多分布于东北地区
年，辽瓷专家李文信先生第一次给辽瓷下了定义：所谓辽陶瓷，指辽土烧造和辽人使用的陶瓷器，包括硬质日用瓷器和单色或三色釉陶器，素陶器不录；在时间概念上，是以契丹建国开始至灭亡为止的，即由年至年的多年间为限，而不包括其建国前和后来的西辽时期。
在地理分布上，辽瓷以东北辽、吉、黑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北、山西两省北部出土物为主。
本土烧制的瓷器应为辽瓷正品，而中原传入的瓷器虽也是辽人日常用物，但它不具备辽瓷特色，而是为中原各窑所烧造，故只能算作辽土使用的瓷器，不能代表辽瓷技术文化。
沈阳曾大量生产辽瓷法库叶茂台有窑厂
辽瓷与沈阳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它不仅在沈阳发现并命名，而且在当时，沈阳地区也大量生产陶瓷。后来考古发现，窑厂就位于法库叶茂台窑址、周地沟窑址、务名屯窑址和北土城子窑址，还有辽阳冮官屯窑址。
法库叶茂台辽瓷窑址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现的，位于法库县城西南50公里叶茂台镇西山南坡。附近有一处辽代居住址，可能是烧窑者所住。此窑址的窑室保留下来的一部分中，有火膛和窑床，窑址烧制灰色板瓦和筒瓦，并有板瓦滴水和兽面瓦当。
叶茂台辽瓷窑址先后出土的陶瓷制品近百件，有南方和河北烧制的影青、青瓷、定窑白瓷等，也有辽土烧制的白釉三彩瓶、米黄釉绿彩划花盆、印花梅瓶等。其中最有辽瓷特点的鸡冠壶也出土多件，如白釉环梁鸡冠壶、酱釉双孔带盖鸡冠壶等。
然而如年前青铜时代的沈阳新民高台山窑址一样，叶茂台窑址发掘后并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详细的记录，甚至连一张照片都难以见到。
辽瓷最具特色器形为鸡冠壶
辽瓷工艺是在传承唐朝传统技术、吸收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新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艺术，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游牧民族特点。
辽瓷器形多种多样，甚至比当时中原瓷器的品类还要多。在这些器形中，实用的白瓷碗数量最多，其次是各式罐、盘及灯类。最具辽瓷特色的是壶类的鸡冠壶、瓶类的梅瓶、盘类的海棠花式三彩长盘、玩具类的围棋子等。
鸡冠壶是辽瓷中最具特色的代表器形，其制作灵感来源于契丹人马背上携带水、乳的皮革制皮囊，所以许多鸡冠壶上把皮页缝线、皮扣皮条、皮绳环等装饰都逼真地表现出来，充分保留了游牧生活的痕迹。
辽代留存至近代的佛教造像主要分布在晋北、辽宁、河北、天津几个地区，其中造像水平最高的莫过于大型佛寺中的雕塑群和壁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辽统和二年（年）重建的天津独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年，年）观音阁内十一面观音及二胁侍塑像；建于辽太平五年（年）天津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及塑像（毁于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曾在20世纪上半叶调查过此殿）；辽圣宗耶律隆绪开泰九年（年）所建辽宁奉国寺大雄宝殿内佛坛上的高约8米的过去七佛塑像；辽兴宗耶律宗真重熙七年（年）西京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29尊彩塑；辽重熙七年（年）重修的始建于北魏太和七年（年）的灵丘觉山寺舍利塔内一层八角墙与中心柱面上92.16平方米的壁画；辽重熙十三年（年）所建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内绘制天王、鬼王、鬼众、夜叉、天人等壁画；辽清宁二年（年）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各层均有彩塑，共计24尊，塔内一层周围绘制壁画达.65平方米，内容为主佛坐像6尊，胁侍菩萨12身，天王4尊，门道横披板上供养人三尊，胁侍金明昌六年（年）有所增修补绘；辽乾统三年（年）内蒙古赤峰灵峰院千佛洞开凿，残存小佛及飞天，巴林左旗后昭庙凿窟三个，分别刻佛、弟子、文殊、普贤、力士及契丹供养人像。北京房山居云寺有辽天庆七年（年）雕刻。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彩塑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单体佛像包括举行佛事活动所用行相和供养人供奉的佛像两种，其数量大概不在少数，但是由于不便于携带和挪动，因而十分分散，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战乱，大多损毁或流散于民间。现藏于海外的有波士顿美术馆的自在观音像和美国彭省大学美术馆的自在观音像。朔州马邑博物馆藏两尊辽代石雕，一尊为坐像，高95厘米，座宽60厘米。一尊辽代观世音菩萨站像，通高厘米，座宽50厘米，像后刻有题记“大辽国天庆二年（年）五月二十八日朔州十方院管内都僧政运擢与大众为主僧云济敬造，石匠周时彦、师让、刘公正”。另，崇佛寺内和马邑博物馆内还藏有多件辽代的经幢，上面刻有佛像和佛教装饰纹样。辽金经变画以山西应县木塔年7月28日四层塑像内发现的辽代秘藏最具代表性。7幅卷轴画里有六幅彩印版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彩印版画作品，另有13幅黑白木刻经卷扉画，内容皆是与刻经内容一致的变相画。二
辽代佛教造像的造像风格分析
从遗存至今的辽代佛教造像来看，晋北的颇为集中，西京大同是辽代的佛教中心，也是中国当时北方黄河流域的佛教圣地，其佛教艺术沿袭唐代风格并结合游牧民族尚武的精神创造出一种健美匀称的佛教造像样式，可以称之为“辽金样”。辽金样的佛教造像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性格，是佛教造像汉化之后的胡化，也可称之为游牧化。从已出土的山西、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的辽代墓室壁画中可以看到，大同以北的墓室壁画多保存着游牧民族的生活特点；大同以南的墓室壁画则多是汉族贵族，仍保持着汉民族的诸多生活习惯和服饰特点；只有在西安的佛教艺术中，兼具两种特点，成为胡汉民族融合的交汇地。1.造像体例辽代的所有寺庙中的佛像体例都较大，主尊突出，空间布局以佛为中心，依次为胁侍弟子、菩萨、护法力士、供养人等；这种体例与现存五台山南禅寺东大殿唐代造像一致，辽代对唐代佛像体例的继承特点鲜明，体现出一种“浩大”的气象。2.造像的体态辽代佛教造像不但体例大，而且体貌浑厚端庄，极具体积感。造像庄严挺拔，面相丰圆结实，弯眉细目，眉间白毫硕大。其中，菩萨体形结实高大，天王威猛神武，供养人则体型较小，服饰朴素。辽代佛教造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同华严寺合掌露齿菩萨被誉为东方维纳斯，其身体前倾微微侧转，身形健美的体态与希腊断臂的维纳斯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展示了契丹民族骑马涉猎、崇尚运动的时代特征。▲大同华严寺合掌露齿菩萨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3.造像的服饰
造像服饰延续魏晋隋唐又有所变化。佛像的服饰依然是褒衣博带式，虽施彩贴金，但整体还是比较庄严朴素的。菩萨的服饰却有较大变化：一方面保持着印度斜披络腋的传统贵族服饰；另一方面又有魏晋以来受南朝士大夫服饰和玄学影响下的仙道风格的飘带，但耳轮低垂镂空贴塑花饰，是辽代彩塑特有的一点。项饰要比前代华丽丰富，最为典型的是菩萨头上的花冠在辽代转变成满贴金箔的高筒金冠。菩萨的裙式出现了游牧民族打仗骑猎的护胯裙和皮革腰带，护法的兽吞革带，缚裤高腰靴，与现实生活中的唐辽之际的武将服式如出一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印度佛教造像北魏本土化、隋唐中国化、世俗化之后的胡化风格。这种多民族风格的融合是辽代对印度佛教造像的又一次改造。▲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文殊菩萨头冠
▲文殊菩萨贴金高宝冠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普贤菩萨头部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4.造像的色彩与装饰
辽代佛教造像，设色华丽沉着，艳而不浮，塑绘融合，沥粉贴金。造像的服饰上多为沥粉贴金纹样。纹饰装饰于佛背光、宝冠、项链、胸衣、衣缘、裙裳、佛座上。佛背光、金冠、法座上有化生佛、化生童子、小型飞天，衣服上装饰龙纹、凤纹及飞禽走兽，植物纹有牡丹、宝相花、缠枝忍冬、葡萄纹、卷草纹等，天象纹有火焰纹、网目纹等。▲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菩萨
羊肠裙上沥粉贴金的龙纹、凤纹
三
辽代佛教造像的民族审美
1.尚武
辽代佛教造像中以菩萨和护法天王的造像最具代表性，体现出一种威武健美、尚武的民族审美特点，与唐代早期的佛教造像渊源较深，承继关系明显。与宋地婉约秀丽，注重世俗生活的造像样式形成鲜明对比，这正是契丹游牧民族上升时期崇尚武力的真实写照。菩萨造像以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辽代彩塑最具代表性。作为皇家寺庙的薄伽教藏殿，储存着皇家刊刻的国藏《契丹藏》，殿内的塑像体现的是辽代最高的皇家风貌和国家意志，华丽典雅，匀称健美。▲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彩塑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辽代佛教造像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天王力士的情有独钟，当宋地热衷于世俗化的佛传故事和佛教经变故事时，辽地寺庙中却以威风凛凛、虎虎生威的护法、金刚、力士、天王、明王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彰显游牧民族的武力优势。这种以宣扬武威的天王造像居中占据整面墙壁，还是辽代首创。以辽宁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的四大天王和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四尊护法、应县木塔一层门洞两壁上的天王造像最具契丹民族的武将特点，天王双目圆睁、风驰电掣，飘带翻飞，甲胄森森，威武庄严，典型的唐辽之际的武将装束，是游牧民族尚武审美特点的典型表现，创造出一种“洒脱、健美、庄严、威武”的佛教造像样式。▲辽宁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四大天王之一
（罗春政《辽代绘画与壁画》32-33页）
▲华严寺薄伽教藏殿护法立像
▲应县佛宫寺四大天王之南方增长天王
2.尚金
从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三铺说法像的主尊、坐着的四大菩萨全身贴金，其他造像面部、裸露的肌肤和颈项、衣纹、服饰上遍施金箔以及十四尊菩萨高耸的金冠，可以看出黄金作为财富和权力象征，在契丹民族心目中深受崇尚。可以随身携带的黄金对于以游牧迁徙为生存方式的契丹民族来说，比汉民族崇尚的不可移动的雕梁画栋建筑更具有吸引力。辽代墓葬出土大量金饰，以及中原不多见的金冠，也可充分说明契丹民族对黄金的崇尚比汉民族更胜。3.男女平等
晚唐时立国称霸北部的辽代契丹民族，女性声威显赫，是辽代统治集团中的主角。如辽景宗的皇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年）的萧太后，就是亲御戎车、指挥三军的辽代女中豪杰。辽朝历代皇后多为萧氏，许多女性在江山社稷、行军打仗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薄伽教藏殿是皇家寺庙，殿内29尊彩塑，最为出彩的无疑是女汉子形象的14尊戴金冠的彩塑菩萨。这与辽代萧氏在皇族中的地位以及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无关系，既体现出一种男女平等的游牧民族社会关系，又体现出女性在辽代契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彩塑
图源：《中国大同雕塑全集·寺观雕塑卷》
四
结语
大同以北辽代佛教造像遗存丰富，是我们了解辽代信仰和社会风貌的重要实物资料。佛教造像虽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辽代民族，从精神层面的角度却可以反映出辽代契丹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通过对辽代佛教遗存的整体梳理，通过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皇家寺庙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29尊彩塑进行具体分析，并与应县木塔辽代造像、辽宁沈阳无垢净光舍利塔辽代壁画和天津独乐寺彩塑的比较，笔者认为辽代佛教造像有着不同于汉民族佛教造像的鲜明特点，契丹民族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社会风貌都在这些造像中有所体现，反映了佛教在辽地的盛行和契丹民族崇尚武力和黄金、男女平等的民族风格。▲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彩塑
发现辽代帝王陵
民国九年（）的春天，在内蒙古东部一个叫做林西的边远县城里，人们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眼中还闪烁着惊异的目光。一个让人既兴奋又垂涎的消息，在这里不胫而走——“听说有人在山里挖出了宝，我看到了！”前一年，林西地区遭遇旱灾和风灾，庄稼绝收。驻林西的毅军步兵第十营，有百余名兵士携带武器哗变，四散为匪，绑票劫掠。遭逢乱世又颗粒无收，宝藏的消息顿时让林西这个边陲的县城沸腾起来。
当这一惊人的消息传到了当地天主教堂的时候，引起了一位比利时传教士的警觉，他的汉名叫作闵宣化（Jos.Mullie，-）。年，闵宣化出生在比利时的西佛兰德省，年加入了圣母圣心会。神秘的东方世界让这位年轻的教士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随后闵宣化开始自学蒙古语，并在年来到东蒙地区林西的天主教堂担任祭司，同时开展汉语口语的研究。作为一名汉学家，闵宣化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消息非同一般，于是他决定冒险亲自去探访。
闵宣化
林西县的北境是与乌珠穆沁旗草原相接的大兴安岭，西拉木伦河从深山中发源而出。沿河而上，在深山中有一处峡谷，当地人称之为瓦林茫哈（Warin-manga）。“瓦林茫哈”是蒙古语，意思是“瓦砾滩”，因为这里柏桦丛生，杂草繁盛，石砖、石瓦、陶瓷的断片等物散存其间。这片峡谷的背后则奇岩突耸、山势延绵，甚是壮观。
年6月，闵宣化来到了这里。眼前的景象让这位年轻的汉学家非常震惊。山丘之上有三处宏大的陵寝，由东向西一字排列，被称为东陵、中陵、西陵，三陵中以中陵为最大，被盗掘的正是这里。在陵寝的附近，闵宣化捡到了许多古钱，年号有“至道”、“祥符”、“太平”、“天圣”、“嘉祐”、“熙宁”、“元祐”等，皆是辽代的年号。闵宣化凭借熟悉的史地知识，以及林西地区诸多辽代遗迹等情况，迅速地判定出这里非常有可能就是史籍中记载的辽代帝王陵。
陵地有三，在山坂之上，为山涧所分。三陵中以中陵为广大，其地有白石柱础，黄绿色大瓦，同色屋顶之鸱尾，皆足以证实其地即为辽时之陵殿。坂下有土丘及残毁材料，明示昔日此地建有三门。自此门至陵殿，有一直到。殿建于高阶之上，掘地二三公尺，阶石尚存。此石为人工所置，其迹显然。阶殿废址之东西，亦有废殿之迹，阶殿之后有墓。（闵宣化《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
墓葬在殿后稍偏东的位置。墓葬的券顶已经被掘开，顶部厚有八尺，用三层青灰色的石砖垒成。从盗洞看下去，黑洞洞的，好似一眼深井。正值雨季，墓室里的积水已经深有九尺，根本无法进入。听当地人说，曾经有人在灌满雨水之前进到过墓室里，据说里面深深的墓道一直延伸到山里。这一发现让闵宣化兴奋不已，回到林西之后，他迅速找来史籍参对，并将自己的见闻录辅以考证，题目为《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ārin），寄给了法国著名的汉学杂志《通报》（T’oungPao）。
而保罗·伯希和（PaulPelliot，-1）正是《通报》的主编之一。保罗·伯希和曾于年到达敦煌，将藏经洞中数千卷敦煌文书、数百幅绘画与幡幢、织物等文物带回巴黎，而声名大噪。此时的伯希和刚刚就任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并担任汉学杂志《通报》的主编。作为当时世界一流的汉学家，伯希和收到这份文稿之后，异常兴奋，他对闵宣化的文稿进行了新的注释，并发表在年《通报》的第21卷上。
《通报》闵宣化论文
由此，一个已消逝近千年的王朝——契丹，再次回到人们的眼前。
契丹王朝与皇家陵寝
契丹之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魏收所作的《魏书》。契丹本为东胡的一支，四世纪以后，一直在东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逐水草而居。南北朝至于隋唐时期，契丹时而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时而与中原王朝互有攻伐。唐末，中原内乱、藩镇割据之时，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各部，于年即皇帝位，年建国号为“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此后，其国号或称“契丹”或称“辽”，先后与五代以及北宋相对峙。契丹国势极盛之时，其疆域：
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
所谓五京，即上京临潢，中京大定（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南京析津（北京市），西京大同；六府为临潢府、大定府、辽阳府、析津府、大同府、兴中府（河北省霸州市），长城以内的河北、山西等省的北部地区均在其统治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契丹同其后的金、元以及清一样，都是由北方的少数族裔所建立的国家。它们一面统领着北方其他的少数族裔，同时又占有中原之一部或者全部，国外学术界称此类由少数族裔所建立的国家为“征服王朝”。
契丹王朝先后经历九帝：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璟）、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天祚帝（耶律延禧）。直至年，契丹王朝才为女真人所建之金（-）所灭。九帝中除了末帝耶律延禧之外，皆有陵寝。契丹的帝王陵共有三处，第一处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林东县，为祖陵（太祖）、怀陵（太宗、穆宗）；第二处在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为显陵（世宗）、乾陵（景宗）；第三处在内蒙古林西县，为庆陵（圣宗）、兴陵（兴宗）、福陵（道宗）。闵宣化在瓦林茫哈所发现的陵寝，正是这第三处帝王陵（前两处帝王陵一直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发掘）。
辽代有四季捺钵的制度。捺钵，为契丹语，意为行帐、行在。《辽史·营卫志》云：
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作为草原民族的契丹，皇室在四季皆有捺钵之地，以在当地狩猎捕鱼。林西一带的兴安岭古称黑山，其山脉中有缅山、赤山。缅山、赤山山势雄拔，草木繁茂，常有野猪、鹿等野兽出没，是辽代皇家夏季捺钵的猎场。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圣宗耶律隆绪（-），非常喜欢此处，常常在此避暑射猎。太平三年（），圣宗将此处的缅山赐名为“永安山”。《辽史·地理志》云：
圣宗驻跸，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遵遗命，建永庆陵。有望仙殿、御容殿。置蕃、汉守陵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
圣宗死后，兴宗耶律宗真（-）于景福元年（）遵遗命将圣宗安葬于此，称庆陵，并将此地更名为“庆云山”。其后，兴宗、道宗都祔藏于此地，是为兴陵、福陵，三陵又合称庆陵。
辽代末年，金人在辽东地区兴起。随着辽金的战事以及金人的入侵，辽代的帝王陵也遭到了破坏。天庆九年（）：
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之崇元殿，庆州则望仙、望圣、神仪三殿，并先破乾、显等州如凝神殿、安元圣母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叶隆礼《契丹国志》）
年，天祚帝耶律延禧也被金人所俘，契丹王朝灭亡。此后，这些帝王陵寝以及契丹民族，都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渐渐被人忘却。
国际汉学界的契丹研究
就在闵宣化的论文在《通报》上发表的同时，在林西，另一位比利时传教士也踏上了探访之路，他的汉名叫作梅岭蕊（L.Kervyn，-）。梅岭蕊同闵宣化一样，出生于比利时的西佛兰德省。年，梅岭蕊到来中国东蒙古地区传教。帝王陵的发现让这位传教士分外激动。年6月，梅岭蕊会同了林西县的知事王士仁，组织了民夫对墓葬进行了挖掘。他们来到西陵，用抽水机抽干了陵墓中的积水，渐渐露出了墓室。主墓室为穹隆形的砖室，长5.6米，宽9米，墓道两侧还各有两间墓室。各墓室之间用三米长的厚柏木板隔开，柏木板已被盗墓者劈开，尸骨散落在棺底。知事王士仁将陵墓中尚未被盗走的陪葬品带回了林西县城，而弃置在墓室中的哀册，却让梅岭蕊眼前一亮：
墓内之泥土中，求得刻有文字之四石碣，因不谙捶拓之法，遂以五日之力，逐字抄录。此四碣之二为汉文，二为契丹文。契丹文之二碣，一为五百八十三字，一为八百五十六字。前乎此者，为人所知之契丹文仅有五字，今则发现千余字之多，故极有研究之价值。（梅岭蕊《辽陵之契丹文字》）
传世典籍中，除了陶宗仪《书史会要》中记录有“朕敕走马急”五个契丹文字之外，人们完全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契丹文字。梅岭蕊用了五天的时间，将哀册的文字抄录了下来，通过汉文哀册上的文字，梅岭蕊认定西陵是辽道宗耶律洪基（-）的陵墓。随后梅岭蕊将自己的见闻辅以考证，发表在年《北京天主教会杂志》（LeBulletinCatholiquedePékin）的第号上，题为《辽道宗陵墓与首批被发现的契丹碑文》（旧译名《辽陵之契丹文字》，LetombeaudelEmpereurTao-TsongdesLeaoetlespremièresinscrip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