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为了切实提高学生文化素养，探寻学问路径，营造多读书，读好书的浓厚氛围，教育学院书法学专业在第二十七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开展“《中国书法报》读书分享会”。分享会由刘英尧老师带领，师生相互探讨，以期教学相长，持续推进书法学专业学风建设。
EXHIBITION
读书分享
赵朝欢读陈松长《马王堆帛书中汉隶及相关问题再论》有感
马王堆帛书是中国马王堆汉墓3号墓出土的帛书。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放在一涂漆木匣中。有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
本论中陈松长教授提出汉隶即今隶已经相当成熟规范的八分隶书，这种书体构型上比较规范，线条已经完全没有篆书圆转的态势，字形呈正方形或扁方形，笔画以折为主，横画方入尖收，蚕头燕尾并用。左波右磔对比强烈，字距间规整有序。
在《经法》一篇中通过横画的圆起和方起运笔对比以及捺画和左下行的斜笔的“撇”画分析强调方入不若蚕头燕尾般凌厉斜起，也不如圆起般均匀平直，粗细一致。其笔势也是流畅夸张飞斜灵动。在结构上：看上去都是“四平八稳，扁平工整”无论笔画的多少抄写者都有意将其方扁，章法结构上纵向字间距疏，横向字间距密形成鲜明对比。结体大小差别不大，整体错落有致布局匀称、整齐。
读完陈松长教授的一论增加了我对马王堆帛书隶书成熟时期的思考，在马王堆帛书抄写的年代，隶书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马王堆帛书之后不断发展更为成熟的风格又会是什么样子？与马王堆帛书是否又有相似之处或是差别？然而需要弄清楚这些列问题还需要继续攻读汉代书法史，理清头绪，据线索而分析。
陶辰读管靖《怀素书法创作的“无念”之境》有感
怀素，史称“草圣”，唐代杰出书法家。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怀素的草书奔逸中有清秀之神，狂放中有淳穆之气”。管靖老师以佛教中的无念为题，来描述怀素书法的意境。通篇阐述无念对怀素书法创作的影响。在深度解读后，我的理解为以下两点：1、无念是一种“禅心”。就像是人的一种意志，就像一个人高效率做事的人，一直秉持着用时短、效率高、准确性高的原则一样，怀素凭借酒达到无念的境界来做到“我书意造本无法”。2、无念是一种无意之为。前不久罗翔发表了一则推文“只有非功利性阅读，才能让你感受真正的幸福”，我认为同样能以此来理解“无念之境”此无念便可理解为“无目的性”。这种“无目的性”的书法作品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他们在书作时并不是为了写成一幅极好的书法作品，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就是一种非功利性书写。故而，我认为在有良好基础的书法家或书法学习人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我们要“有心为，而无意为之“，这样非功利性的”无念“书写指不定能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书法同佛教的关系亦是匪浅。书是一系列动作使笔墨在纸上呈现出某种形态。而佛教以静为本，精心凝气方可为大道。世间的美好瞬间皆是以静物衬托出动的美，那么书法的这个“法“如果理解为一种大道则有：在静心的意境下，来挥动笔墨也是动静结合塑造美感，如此一来，在学书的过程中应该要心平气和不能躁动不安。
韩世昌读《篆刻的学习与创作》有感
在书法报中有一版为四位篆刻新秀谈篆刻创作，分别是江西陈维，河南王腾威，安徽的王陆军，山西的王意娜，四个人都讲了自己的篆刻学习历程和对于篆刻创作的见解。
以前，“印”都作为书画艺术的辅助作用，直到明清文人提出的“诗书画印”，逐渐有人开始研究印章，最为出名的就是吴昌硕。赵孟頫也推崇文人学习汉印典雅，质朴之意，这个观念就是所说“印宗秦汉”一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也成为人们学习篆刻艺术的取法资源和创作风气。如今篆刻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书画，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而对于篆刻的创作更是需要汉印以外的风格种类来满足现代多元化的艺术需求。从如今展览来看，更多人对于自己篆刻创作方向选择了古玺风格。可能在古玺创作中并没有很多条条框框来限制相对来说更便于作者的艺术创作，而古玺也比汉印更加早一点。四位谈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与方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在学习篆刻或者篆刻创作前要对篆书笔法要熟练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掌握刀法的运用与线条的表现，印从书出，书印统一，书与印互相滋养补充。而对于篆刻的学习，要全面学习，博采众长，在确定自己的主攻方向的同时对于其他风格也要多加练习，也能更好的表现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一句话，学习书法篆刻要思路清晰，一味地从古人那里寻找答案未必能找到，高层次的审美培养，正确的表达形式以及纯熟的技法才是与古人对话的开始。要有深刻的认知与量的积累才能使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对于篆刻来说，不论是创作还是技法，都需要不断且大量的实践，一技之成在于实践，以技入道，非多读书多见识不可为之。就是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探索。
而对于如今的篆刻艺术发展，我认为正缺少对于汉印风格的创作探索，就如今的各大展览来看，不论流派印，元朱文，先秦古玺，都各有千秋，唯独贯穿篆刻发展的汉印风格作品并不多见，我认为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后深入学习篆刻，值得探索的一条路。
吴宜鸿读《论艺杂谈》、《古玺印与“印法”之变》有感
近日览读《中国书法报》，从中颇有收获。
我在浏览一篇关于孙慰祖前辈讨论如何看待篆刻艺术的文章中有所启发。孙老前辈在文中提到学习篆刻要多读古印，初入门要以学习临摹为主；从中创新离不开传统的框架，古往今来亦是没有例外。我们日常临习创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忽视这一点，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之后这个印就失去了印章原有的那一份古拙；孙老前辈在文中提到，我们在搞创作的时候要做到字字有来路、字字有出处在书法创作中亦便是如此，有的时候总想用自己的想法改变字原来的结字使得更有新意，如果没有把握住那个度的话反而会使得其反。孙老前辈还在文中提到韩天衡老师曾经对他的教导，表示“不要学他的东西，做学生的没有像老师的义务，要从古人中讨出路”。我在翻阅国展作品集的时候偶然发现入选的作品里面有好几件作品的创作风格极为相似。这也并非偶然，在多届的展览作品里面都经常出现所谓的“影子作品”。这也是我们创作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另外，我在浏览陈维先生的《古玺印与“印法”之变》这篇文章时，发现陈前辈的一个观点与的现在的想法有些类似：“相对于汉印，古玺印式更适合人们对展厅视觉冲击力的期待，章法大开大合，刀法任青恣肆，字法纵横排叠，这类写意古玺印风受今时欢迎正是例证。”所以我在寒假之时便开始接触学习先秦古玺印风，古玺印风其文字天真浪漫、生动活泼能随形随势而变化，章法参差错落、疏密空灵，这便是古玺的魅力之外亦是其难点。今后我将继续深入学习古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能从中领会学习到一些皮毛，能让我在学习篆刻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白岩松读王家葵《谈碑论帖》有感
最近在看学校发的中国书法报，由于我现在还是大一，学的是隶书，所以最近对隶书比较感兴趣在书法报上看到了王家葵老师的一篇文章《谈碑论帖》颇有感触。
这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先说‘碑’”谈“再说‘帖’”“碑与帖”“碑学与帖学”。
“碑”所看重的是文字内容“帖”一开始看重的就是书法。文章中提到了如今西安碑林里的《峄山碑》是刻本也应该为“帖”。故宫博物院里的《石鼓文》的原石，但清代的阮元重新刻了一遍，重刻本其实就是“帖”，出于书法目的的翻刻都还是帖。以后在临写时首先要分辨清楚所临写的是“碑”还是“帖”。
“碑学”和“帖学”是从清代才开始出现的，清代大量的“碑”出土，考据学带动了金石学的发展，从而也兴起了写碑的书法时尚，阮元《南北书派论》《碑北南帖论》是关于“碑学”的重要论文，后包世臣，康有为在理论上的鼓吹和邓石如，赵之谦等人的实践“碑学”成为了清代中国后期与民国的主要书风。
以后在临“帖”时要与原贴一模一样“神形兼备”，而在临“碑”的时候，不追求点画结构的一致，要追求“得趣”“神似”“遗貌取神”，注意写出金石气，一开始刘英尧老师说“金石气”我还不明白，现在明白写出“金石气”这样写出来更加高古，崇高，临“帖”时要写出“书卷气”，就像看湖畔一样安静飘逸。这篇文章对现在正在学习隶书的我帮助很大，改变了我之前对临写隶书的方法，也明白了“碑与帖”“碑学与帖学”
关于“谈碑论帖”追根溯源的话还是要从书法史的角度以及时代的写字的风格来进一步推敲和研究。
冯榕天读《马王堆帛书的波磔笔法》有感
近期我阅读了《马王堆帛书中的波磔笔法》一文，马王堆帛书的隶书在构形上已比较规范，已摆脱了篆书圆转的态势，字形扁方，笔画方折较多，与汉隶接近，引文中一段话“我们通过现在已经公布的诸多出土材料，以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作，为秦时期其手写体由篆往隶书推进的起点，以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北大汉简、南越汉简作为西汉早中期隶书演变高速发展时期，去窥探隶书这种字体中典型笔画‘波磔’取势的发展流脉。”
文章中分别用“一、上、八、天、是”，把这五个字分解并对比其他汉简，研究每个笔画中波磔的大小多少。如“上”字的长横蚕头雁尾明显，强化了波势。马王堆帛书中虽然留有篆意，但出现了主笔，笔法上有了波挑的意识，已经慢慢向隶书靠近。
最后作者引用了赵平安先生在《隶变研究》中指出的观点隶变不是突变性的，具有渐次性、连续性和阶段性。
前些日拜读侯开嘉教授《俗书与官书的双线发展规律》并与此文结合学习与思考，即让我能更清晰的了解到字体成熟发展的过程，对“波磔”有了更深的理解。
朱思吉读刘小玄《隋姬氏志相关问题质疑及其书法探析》有感
本文对《姬氏志》出土时间、《姬氏志》真伪、姬氏家族成员问题及隋碑的书法风格进行了探析。这篇文章最先提到的对《姬氏志》出土时间考证我觉得十分有意思。《姬氏志》出土于陕西咸宁，而对于其出土时间有了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张廷济、欧阳辅所考证的嘉庆二十年，一种是《咸宁县志》记载的嘉庆十二年。作者通过多位大家的跋语和记述认为《姬氏志》应出土于嘉庆二十年，而《咸宁县志》所记载的嘉庆十二年可能为讹误。从当时对人们对《姬氏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