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医疗（2）
罹患组织转移癌患者的存活率
资料来源：慕尼黑大学癌症登记中心
罹患转移癌而接受化疗的病人，是否比那些未接受细胞抑制剂者活得久呢？目前并没有人对此进行关键性的比较研究。
即使在将来，这类问题恐怕也没有答案。医疗市场上的医生们认为，如果不给病患细胞抑制剂而进行治疗，乃是“不道德的”。而在厂商所做的临床研究中，一般也只就新的与旧的细胞毒素做比较；研究中也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对照组，即没有给细胞抑制剂的组。制药商为了上市，会将特别选取的受测者在接受一种已核准的细胞抑制剂治疗后的优点当作“极具统计意义”。令人讶异的是，就在这个攸关性命的药品市场上，药物是否延长人类寿命的判定标准确实非常缺乏说服力的：抗癌药物要通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标准，并不需要提供该药物具有延长生命效果的证明。在~年间通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抗癌药物中，就有75%（71项里有53项）是这种状况。在提交的种种证明中，这些药物都没有呈现延长生命的药效，而仅仅因为符合了其他条件而得到批准：比如申请资格、呼吸道病症的严重性以及是否有副作用等等。
有远端转移癌的病患
资料来源：埃齐奥尼团队（早期检测的案例），自然评论》NatureReviews）/癌症，年3月期，1~10页就算在医药产业的数千份研究报告中，也很难找到延长生命优点的线索。在转移乳腺癌的领域里，也只有约10份报告指明若干细胞抑制剂混合液比其他混合液更能延长生命。但这或许只是机缘巧合。海德堡大学生物统计学者亚培尔质疑，正因已有数千项比较研究，所以“你不难预想得到，在为数那么多的研究中，偶尔是会出现统计上的明显差异的”。
此外，一些肿瘤学研究也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癌症患者有近三分之二的年龄是在65岁以上，但在临床研究中，65岁以上者却只占试验组的四分之一。很明显，相对年轻者的受测效果并不能引申到较大多数的年长病患身上。还有颇为诡异的一点是，若干对于细胞抑制剂完全不起反应的受测者，竟被排除在研究与评估之外，以免破坏最终结果。
要是无法得到研究结果的支持，肿瘤学者就只援引他们在个别案例中达到的成果：一位患病的父亲想活到儿子的毕业典礼——而药物替他达成了心愿。可惜的是，相反案例也很常见：典礼前几天父亲就过世了。癌症病患无法为某重要日子而延迟自己的死亡，这只要看看美国俄亥俄州的死亡登记就可得知：10年中有30多万人死于癌症，死亡日期并未集中在圣诞节、感恩节、生日当天或之后。所以说，个别案例无法说明药物效果，只有临床比较研究能做到这一点。
不管怎样，这些药物都具有毒性，并带来严重的副作用。许多早期的化疗药物因在短短几周内就夺走病患的生命，而不得不下市。一些用药甚至再三强调会有严重副作用：患者会掉头发、没胃口，所以要逆来顺受、身心俱疲并饱受发炎的折磨。此外，医生们也渐生疑虑，认为这种代价高昂的细胞抑制剂只能使转移癌暂时萎缩，却谈不上延长生命，甚至还会反过来扩大病患的痛苦。
在汉堡-医院任职20年、现已过世的妇科主任克劳斯.汤姆森（KlausThomsen）于年9月的柏林国际医生研讨会上表示：如果有越来越多男女医生说自己不会答应进行这种治疗，那这时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这类异议并非单一事件。当时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许多肿瘤学者并不会让自己接受这种细胞抑制剂治疗。在其中的一项调查中，一些为肺癌患者进行治疗的医生接受了如下询问：万一你自己得了肺癌，你会参与这项研究吗？在79位受访医生中，就有64位表示拒绝。他们认为这种常规疗法毒性太高，而且缺乏疗效。
20世纪90年代初，亚培尔就开始揭开这方面的疮疤。这位学者费时一年，整理数千件关于化疗的出版物。他语出惊人地表示：“就大部分肿瘤而言，都不存在明显证据能说明化疗（尤其是日益普遍的高剂量治疗）可延长寿命或改变生活品质。”
知名肿瘤学者们同意以下断言：化疗的推广并不具有遏制作用。或许正因医生们不愿意明白地告诉患者，自己对他们的癌症已束手无策，所以化疗才变成医疗的信条乃至教条。较典型的像是一些病患资讯中所刊载的句子：“新型药物的进一步研发能为肿瘤化疗效果带来持续改良。”这种所谓一切都能不断改进的印象也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强化；医生们口中的症状缓解，患者则理解成延长生命。这样的信条使医生和病人双方皆大欢喜，因为它替所有人保留了希望。妇科医生贾格尔指出：“医生很高兴能提供某些东西，患者也很乐意获得某些东西，而整个医疗产业也乐在其中。”
数十年来，药厂在市场上不断让细胞抑制剂推陈出新：20世纪70年代有5种上市，90年代则批准了大约20种这类药物。流行病学者霍尔泽感到惊讶：每次只要有一点点进展，就好像是这几十年来可喜可贺的大成果。但在我们的癌症登记中，却看不出这一点。”
不过这类药物的价格确实因此飙涨。近几年来开发的细胞抑制剂的价格乃是先前的好几倍。拥有多位患者的肿瘤科诊所医生在每个季度开列的药方，总值可达到万欧元左右。在年8月到年七月之间，全德国消耗的细胞抑制剂总值便达到18亿欧元，比前一年还多出14%。根据统计，全世界用量在年是59.3亿美元，到了年则达到.1亿美元。
意大利米兰的药理学者加拉蒂尼（SilvioGarattini）和贝尔泰勒（VittorioBertelé）曾查阅过伦敦的欧盟药品评估署在~年间批准的12种抗癌药物的临床研究资料。他们的分析报告指出，相较于截至当时为止通用的标准疗程，新药物既没有延长生命，也没有改善生活品质，甚至达不到应用方面的安全性，但价格却是贵了许多。身为欧盟药品评估署成员的加拉蒂尼和贝尔泰勒在《英国医学期刊》中指出：“一个Tomozolomid的要价是Procarbazine的倍（这两种都是抗肿瘤的药物——编者注），但这两种治疗的真正效果严格来说都还存有疑虑。”两位学者要求大家谨防错误的期待：“新批准的药物会唤起新期待，并会因媒体中制药公司直接和间接的广告而加强。”但是，“就研究结果来看，这些期待却完全难以自圆其说”。
化学治疗的拥护者则援引两份研究报告来为疗效提出根据。有法国研究者将位患转移乳腺癌的女病患的病历做了比较，发现诊断后3年的存活率从27%（疗程从~年）提高到43%（~年）。
不过流行病学者却将这种效果归结为统计学的骗术。~年之间，因为较佳的诊断技术，医生才能比以前较早发现转移乳腺癌的发生；也就是这期间发现的病例中，有更多乳腺癌发现时间早或存活天数（从初次发现到最后死亡的天数）多的人。在存活率改善的研究报告中，这点被掩盖了——因为它无关治疗。这种所谓的威尔罗杰斯现象（Will-RogersPhenomena）的效应表示：存活率的改善并不代表治疗方面的进步。
不过许多国家的肿瘤学者在年为化疗做宣传，并承诺患者“长期存活的机会有重大改善”，其中德国血液学和肿瘤学学会的肿瘤学者祈贝尔（SiegfriedSeeber）支持了美国德州医生的说法。来自德州的数据乍看之下自然非常冠冕堂皇：从~年，患有转移乳腺癌的妇女化疗后5年存活率持续有改善，从10%达到44%。不过呢，该研究是拿患有转移癌者和未患有转移癌者作对比的。美国德州医生在研究报告中不起眼的地方插了这么一句：“近几年，各组的数据受到了有较佳预后诊断的患者的影响。”
当德国血液学与肿瘤学学会将慕尼黑癌症登记数据纳入计算后，他们的语气才开始转成较为合乎实际。他们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在乳腺癌、前列腺癌或肺癌有所转移的所有患者中，存活率实际上少有改善。”
如果能公平处理化疗的利弊得失，才能自在地寻找对抗常见的肿瘤的更有效武器，从而系统地描述治疗上的进步。对抗常见肿瘤的希望主要落在专门对抗肿瘤的新型抗体上。新疗法的效果目前尚不明了，但希望很高——但愿可以顺利达成。腰内的利刃腰痛是全民之痛
笔者和小猎犬有个共同点——我们的腰部都不适合生存。这种狗是腰痛的受害者，四条短短的腿带动雪茄状的身躯，它的脊椎是扭弯的。笔者也算是生物演化的受害者。我的尾骨乃是万年以来直立姿势中最受折磨的缺陷部位（所有人类皆是如此）。
我第一次事故发生在打网球反手拍回球过深时。过了一个夏季，第二次腰痛出现了，那次是我费尽力气帮岳母将洗衣机抬到楼上时。这次腰痛后每况愈下，两年后，我穿着休闲鞋在湿滑的草地上踢足球，脆弱的腰在这时发作：爆炸点在第五节腰椎。一段前途未卜的腰痛病程就此开始。
但不是只有我个人如此。此时此刻就有数百万人在按摩尾椎骨，数千位德国人躺在某个角落的病床上动弹不得，或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在地板上，或连穿袜子也没有办法，或饱受腰痛、甚至（更糟的）椎间盘突出的折磨。
腰痛成了普遍现象，这可说是修行生活的第一课。波鸿大学整形外科部的尤根.柯拉马（JürgenKr.mer）指出：“不要多算，每个人一生至少会有一次腰痛的经验。”在汉堡市北区，当腰痛的人在人满为患的整形外科医生诊所里又得苦等3个小时时，他们只能又是拜托又是咒骂。治疗师在我第一次复健检查缺席，因为连他都得了椎间盘突出的毛病。我有一位身高1.95米的也是不折不扣的风险病患，当他为小女儿弯腰调整婴儿背带后不久，尾骨就开始痛了起来。这个跛脚巨人被老婆和岳母带去求诊，医生先用注射的方式减轻他的痛苦。
这种经历可积累成负担，其广泛程度称得上是全民之痛。根据估计，德国每年为治疗腰痛就花费了亿欧元，同时损失万个工作天数。没有那种病痛会比医院待得更久，每年因腰痛而提前退休者就超过人次。对医疗体系而言，椎间盘可说是最昂贵的人体部位了。
按摩师、整骨师、复健师和针灸师等人都在处理椎间盘突出这种出了毛病的脊椎；牵引、绷带、硫磺浴、腰痛药膏和复健工具的厂商们，都在想法设法让疼痛的腰部恢复健康。直接进行手术的整形外科医生则居于这种椎间盘产业的中心。尽管早在几年前有关当局就告诫不要滥行手术，但许多骨科专家仿佛置若罔闻。就如公立健保单位AOK内部资料显示。医疗现在变得越来越具有侵入性了：年，10万名被保险人中，有82位动了手术；年则达到了位——这可是超过50%的成长率。
如果用全德人口来换算，就是每年有多人摘除了椎间盘或相关组织。根据《神经外科学会会刊》的估计，10年前腰部手术的数量还只是目前的一半，即件。相对于大型开放手术数量的减少，这种小型外科手术却方兴未艾：腰部的伤口通常只有3厘米长。在各式各样的医疗程序中，这两种典型外科手术因为打着“低侵入性”的招牌而极具竞争力。特别是私人医疗院所将之推崇为常规外科医学的温和医疗措施，吸引了患有中度腰痛的人。“几乎适用于任一突出症状的灵活手术”——某家科隆的诊所就利用这个说法扩大了适用症状的范围。医院的施耐德汉医生（Schneiderhan）还提出保证：“这种具缓解作用的疗法将永远根除腰痛。”
一个持续调整、扩大的“五颜六色的椎间盘手术型录”（语出《慕尼黑医学周报》）于是形成了。手术方式包括将软骨的纤维组织加以粉碎或抽除，有时则将内部胶质予以蒸散。一切都在进行而且有所改善，吕北克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研究所吕嫚（DagmarLühmann）指出：“于是大家都见树不见林了。”
在一种“增生疗法”中，要将糖水、石炭酸、甘油或一种名为natriummorrhuat的鱼肝油萃取液组合成的混合液注射到尾骨中，并启动所谓的simsalabim，也就是自愈作用。内视椎间盘切除术、气球椎体后凸成形术、硬脊膜脉冲式射频疗法以及其他一堆程序，都明列在明斯特大学脊椎课的课程表上。60位医生把握这个时机学习新的疗法；研究所提供17具尸体做解剖，之间还利用活体进行练习。没被证明的疗效
有腰部毛病的人该信赖哪种疗法呢？吕嫚教授在接受科隆的德国医学文献和信息研究所（DIMDI）的委托后，提交了一份长达页的研究报告，主题是低侵入性椎间盘手术是否具有说服力。
吕嫚和三位同事合作整理数百份研究报告和个案分析，巧妙运用从专家、教材和网络上得来的资料，她的结论极具杀伤力。吕嫚指出：“在该医疗产业中实行了各种不同的程序，然而疗效却没有立得住脚的证明。”
这句话对于数百位腰痛者和笔者而言，等于是说：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不断积极尝试各种新疗法，却没有医生敢为我们打包票，说这些程序一定奏效。还有令人诧异的是，德国医疗体系中竟然没有人去做检验和记录，以确认哪些才真正有帮助。脊椎医生利用各种研发产物所营造出来的医疗进步，很明显不过是子虚乌有。整形外科医生、一流的背脊医学专刊《脊椎》（Spine）总编辑韦恩斯坦（JamesWeinstein）指出：要对尾骨痛做出确诊，从来“很不容易”，治疗也都是“荒唐”而“诡异”的。
吕北克大学的健康专家柯尔曼（ThomasKohlmann）指出，在张为腰痛而拍摄的X光片中，只有一张才显示了疼痛的根源，其他张其实都是多余的”。美国整形外科医生狄欧则认为，位患者中就有85位是医生无法说清其背痛原因的。
可想而知，就大部分背痛者而言，最好的办法或许简直明了：什么都不要做。波鸿大学整形外科专家柯拉马就建议饱受折磨的患者（在与医生谘商后）尽可能保持正常生活方式。只要过两个月，就会有九成患者明显改善，一年后有所改善者可达99%。柯拉马认为：“大家应该提防，不要让患者因多余的手术留下伤疤。”
事实上，有脊髓贯穿的脊椎是相当敏感的构造。在这个由侧边看呈s状的脊椎中，夹了23个有缓冲作用的椎间盘。椎间盘是由骨胶原组成的软骨组织，能缓和冲击并提供脊椎活动性；它们没有血管提供能量和养分，而是像海绵一样吸收养分。这些椎间盘在人行走坐卧时不断受到压缩，当它们恢复原状时就可同时吸收养分。这主要在夜间进行，所以清晨时身高会比夜间多出一指幅——这就是脊椎的奥妙。
所有复健的办法都由这种海绵定律推演出来，而大部分人只有在腰或背部出岔子后，才会听得进以下说法：“椎间盘靠活动维生！”慢跑（在有缓冲作用的地面）、骑单车（使用一般把手而不必驼背的）、游泳（不要用蝶式）等等都是大家平时（还没出事前）就可做的运动。它们都能按摩到椎间盘，使后者更耐用。脊椎保健八守则
.保持活动
.保持背部挺直
.弯腰拣东西时采取蹲姿
.避免抬举重物
.承重时平均分配并贴近身体
.坐时保持背部挺直，并使上半身得到支撑
.从事运动时，最好是游泳（自由式或仰式）、跑步或骑单车.每天锻炼背部肌肉（来源：波鸿大学柯拉马教授）人生起步时的宿命
不过就算采用所有保健的建议也无法抗拒椎间盘的老化，这个宿命从幼儿跨出第一步时就已经决定。柯拉马指出，尽管脊椎下半部的椎间盘在人出生时的外观是这么晶莹剔透，却“很早就出现裂缝、损耗及结构松散”。
许多人到五六十岁，脊椎这种缓冲器就高度退化了。这种老化过程迟早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椎间盘会流失水分，厚度因此减少。尤其在腰椎部位，椎骨会互相凑近，细小的椎间关节承受的压力也就增大。以往轻轻松松的动作现在却突然产生疼痛——这种普遍的症状称为磨损。此外，这种腰椎沉降也可能压迫到若干部位，使神经纤维从脊椎脱落。于是，疼痛就从被压迫的神经蔓延到该神经负责的腰腿皮层。
当你提一桶水而驼背，并转到一侧边时，脊椎就会自动产生侧弯。不过，根据乌尔姆大学生物力学专家的测量，若你不当地起身抬举，作用在椎间盘上的压力就会从5巴（轻松立姿时）升高到23巴。这比一般汽车的胎压还高出10倍以上。如果再加上扭转的力量，通常椎间盘会受到磨损，好比车胎不断在碎石路颠簸前进一样。
椎间盘和车胎一样也包含不同的组件。一个纤维质的环状构造包围一块柔软的核心。一旦外部纤维环因磨损而遭破坏，椎间盘就只剩下失去内部弹性的胶状软骨组织。就像气没有充满的车胎一样，它会向外挤（椎间盘突出），从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影响到由腰椎下半延伸过来的坐骨神经纤维：坐骨神经痛就来了！
当椎间盘突出时，纤维环甚至可能断裂，椎间盘软骨成分因而外溢。外溢的生化物质对神经而言无异于毒素，它们启动了疼痛无比的发炎作用。此外，椎间盘的压力也增加了，通常便压迫到牵动腿部的神经纤维。大腿部位可能产生麻痹，情况严重时还可能导致瘫痪或膀胱无力。曾有位法国医生指出：“椎间盘突出不会致人于死，却也会让人不能生活。”
在20世纪初，医生们以为腰痛病因是出自尾骨与髂骨关节，于是用钢钉来固定。这种所谓的“Kokzygodynie”，即尾骨神经的不明病变就成了病症来源，使无辜的尾骨遭到切除的命运。此外，扁平足、痛风、梅毒和上颌窦化脓等等也都曾被认作这种症状的根源。椎间盘切除术的时代
到了年，美国波士顿的医生米格斯特（WilliamMixter）和巴尔（JosephBarr）曾共同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中表示，已有方法让饱受折磨的椎间盘摆脱困境。医学史家将此划时代的知识风潮时期称为“椎间盘朝代”：在过去与现代，这都是以病变椎间盘的手术切除（也就是椎间盘切除术）为表征。
起初这种手术切口要15厘米长，因当时X光摄影术并不发达，所以开刀医生须在淌血的伤口中奋力搜寻，直到找出受损的椎间盘为止。为了能处理到椎间盘，通常连周边的横突和棘突一起切掉。某一医学教材便曾经指出，没有哪个医学部门会比脊椎外科产生出更多的人为残疾。
尽管手术方法已大有进展，但手术原则却一如往昔。医生将内视镜伸入脊椎，拨开肌肉组织，直到直到椎骨和棘突清晰可见。在这种日益频繁使用的显微手术中，医生会伸入极小的薄片，透过显微镜（8~10倍的放大率）进行观察，并以手术切除突出部分。如此一来，就可除去脱位的神经纤维所带来的压迫感。
这种手术在许多状况下是有益的，例如膀胱和收缩肌已失去控制时，而且还要及早进行。椎间盘也可能发生“大规模突出”的状况，使骨盆部位的神经大受压迫。一旦肌肉暂停功能而导致脚抬不起来及其他瘫痪现象的话，医生就必须马上处理。根据柯拉马医生的说法，如果尾骨痛和发高烧同时出现，便算是“红色警戒状态”。就连肿瘤也可能侵袭到脊椎神经。不过一般而言，他还是建议避免不必要的手术。大腿酸麻、反射动作失常、坐骨神经痛与脚趾轻微麻痹等等，柯拉马认为这些症状不一定适宜手术解决。
这是因为侵入敏感的脊椎系统是动辄得咎的，牢牢附着在脊椎上头的肌肉组织难免会被碰触到，如此一来，不时停摆的背部肌肉因此而变弱。此外，受损的组织会长出伤疤，使周边的神经纤维产生疼痛。组织切除也会进而影响椎间盘的运作方式：椎间盘会失去压力与弹性，无法为周遭的椎骨带来适当缓冲。这会引起恶性循环：手术本身导致进一步退化，从而又需要另一次手术。
以椎间盘切除术的统计数字来看，情况更不乐观。尽管术后有八成患者感到痛苦已经消失或者大为减少，但日子一久，疼痛又会回到很多人身上。在这些开放手术中，后来证实有四成是失败的；而在显微手术中，后来证实为没有效果、甚至是病情恶化的达到了12%。
有一种独特症状因这些医疗措施而产生：椎间盘切除术后症候群。即使在不轻易动手术的英国，医疗产业每年都能产生个这种新病例。《英国医学期刊》说：“通常患者本来年轻又有活力，现在却长年遭慢性病魔缠身。”
更糟的状况是横向下半身瘫痪。尽管医生在手术中利用手术刀和手术盘时已尽可能避开骨髓，但病灶发炎和化脓菌侵袭神经的情形还是不断发生。
所以整形外科医生宁可借由热敷和复健师的双手来治疗自己，摈弃同事的手术刀，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英国的一次脊椎治疗医生的研讨会上，研究人员对在场位神经外科和整形外科医生进行一项问卷调查，结果会场中没有一位医生愿意因自己的背痛而接受手术治疗。
另外，椎间盘手术在许多状况下还带动进一步的医疗干预。在接受手术的患者中，有3%~14%表示术后不久背部就重新产生剧烈疼痛，这通常要以钢钉和钢柱在疼痛的脊椎段做固定处理。不过，手术固定（也称脊椎融合）是否能就此根除疼痛，依个案而不同，无法打包票。尽管它能组织椎骨脱位和滑动，且医生们说有7到9成的患者有“良好结果”，但还是有缺点：腰部变得僵直，使临近的椎间盘必须额外载重。所以，基本上融合治疗只能视为不得已时的选择。
融合治疗的第一次全面研究只显现出欠佳的成绩。有将近位过去一年来主诉剧烈背痛的患者参与这项研究，其中一般接受融合手术，其余人接受肌肉训练和复健运动等保守的治疗方法。此外，他们都接受重建心理和恢复乐观的心理咨询。受测者在两年后接受调查和访问，结果接受手术者的病情并没有优于未接受手术者，甚至有19个手术病例产生了后遗症，其中11位需要再次进行手术。
总体来看，接受手术和未接受手术的人都比两年前研究时有所好转。但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进展很可能只是反映疾病的自然痊愈过程。
其中也有一些手术非常离谱。不来梅的一位病患布容斯（JanBrüns）在66岁时植入钢钉钢柱固定系统。后来病情每况愈下，医生只好拆除，让这位老人带着晃动的尾骨、助行器和塑胶背部支架打道回府。庸医的处理方式
以上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对其他有效疗法的提供者来说，是最好的广告宣传。各种私人院所也积极地在忧心忡忡的健康人士中招徕顾客。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家私人诊所就曾为笔者提供“无射线且价格合理的3D脊椎检测”。放射线及核子医学同业公会也试着引起我对核磁共振摄影的兴趣。根据它在报章中的说法，利用这种技术，“椎体上部细小的初期变化都可察觉出来”。
然而这种诊断术的流行后来竟导致人们对背脊健康诊疗的反感。因为一旦用核磁共振摄影检查，连不会有尾骨痛的人也会缺陷毕露：约三分之二的人有椎间盘突出，三分之一的人甚至有断裂。
腰和背部这种混乱不明的状况助长了缺陷诊断及多余的手术。曾有放射线人员和整形外科医生在一项典型研究中提供X光片及电脑断层摄影，供脊椎医生们判断。这些医生认为当中有超过三成的病例显示若干病理变化，因此提议进行手术。不过他们被耍了：这些照片其实都来自身体健全的学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狄欧教授对于这种尾骨诊断术的流行感到惊讶。仅仅因为察觉出“偶然的偏差”，却可能导致“在其他状况下不可能进行的无谓的医疗干预”。
许多应用在背痛者身上的医疗尝试都有冠冕堂皇的法则依据，但在仔细查验后却往往不攻自破。例如日常的磨损可能在椎间盘和脊椎管道中产生气体杂质，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伯克（Dieter-KarstenB.ker）指出，抽除这些气泡似乎可说是“庸医的本领”。这些小气泡并不会导致疼痛，但诡异的是，有些医生竟然还刻意将特殊气体打入脊椎中，当作药物贩售。据说，这种由氧气加臭氧的人工混合气体，能使椎间盘组织保持干燥且健全的收缩。其实，这终究不过是泡影。
每个医生的说法各有出入，这仿佛成了背痛者不得不背的十字架。然而到底谁是庸医，一般人却很难辨别。目前对这种脊椎医疗的混乱进行最彻底观察的人，当属吕北克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研究所的吕嫚及其三位同仁。这组健康专家收集了资料库、网络和专业期刊上的数百份研究和个案分析，并进行整理和评估：其中大部分个案都证实为缺乏实据。尽管不少医生用心描述了一系列个案及令人振奋的成果，却往往遗漏了最重要的部分：将他们推广的方法拿来与标准程序比较。
我们很少看到医生做比较研究，所以一般研究报告的说服力几近于零。换句话说，受到调查的受测者症状是如此千差万别，使得医生无法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哪种疗法比较好。吕北克团队的报告还指出种种医疗尝试评估结果的不当之处：医生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成功”及“未成功”的框架内，至于他们如何得出这些判断，却不得而知。
在后来节选出来的12份报告中，基本有三种可能的治疗方法：
一、经皮刺穿腰椎椎间盘切除术（APLD）是将一条软管穿过一小片皮层进入椎间盘。在软管前端旋转着一把小手术刀，用来钻碎椎间盘的核心，吸出碎片。结果是灾难性的：在第一阶段中71%无效。再重复一次这种钻碎手术后，成功率可提高到65%，不过仍明显低于显微手术的80%。为了不使APLD受测者受到伤害，这类研究后来提前结束。
二、先前相当热门的髓核化学溶解法则稍具疗效。这是将一种称为木瓜凝乳蛋白酶的消化酶注射到椎间盘中，也就是以化学方式溶解软骨、解除疼痛。由于医疗界担心会引起骨髓的过敏和发炎，所以这种疗法已经不再流行。吕北克报告则认为此疗法“难以理解”。引起严重过敏的病例少于1%，而引发死亡的，美国是0.07%，欧洲是零。相对于标准的显微手术，髓核化学溶解法并没有胜出。
三、在内视镜手术中，医生利用长柄工具将一块小薄片推入椎间盘中。吕北克团队指出，两份内视镜手术的比较研究“无法证实内视镜手术和标准手术的临床成功率有重大差别”。不过，接受内视镜手术的患者能很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吕嫚表示：要对内视镜手术做出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上的推陈出新令人眼花缭乱：医生甲将硬式窥管伸入脊椎，医生乙则用软管。各个医生和各家诊所都是随心所欲地选择，而种种手术结果却并未得到进一步研究。
吕北克团队并不认为自己是新式诊疗法的反对者。吕嫚认为：“有新的开端自然是不错的。”不过这些诊疗办法并不应该像目前一样完全不受检验，而应经过临床比较研究。“如果健保单位对于实验性的脊椎疗法先进行临床研究再予以采纳，会比较有意义。”许多伤口都是靠时间才愈合
背痛者本身的心理状态和治疗方式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因为各种缘故而心情低落的人，即使开刀后也很容易继续抱怨。医生们认为职场的不快、忧郁的性情、提早退休的愿望和活力缺乏，都可能是阻碍治疗成果的因素。患有急性背痛的通常是生性敏感的人，因此医生一开始就要安抚他们的情绪，夸奖脊椎的情况，仿佛已经是走向健康的第一步。《医生实务》便指出这一点，并建议治疗者：“一般常出现的、无害的检验结果（例如骨质退化或轻微脊柱侧弯）最好不要提起。”
以恳谈替代照X光片——就连《英国医学期刊》的专家也这么主张。他们比较了入院进行X光检查的位患者与未照X光的位患者，且其余医疗程序相同，结论是：尽管照X光片的患者觉得接受了适当治疗，但却“没有临床效果”，反倒是“治疗结果显示，他们的疼痛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个中原因似乎可归咎于X光片：查看受损的椎间盘只是强化了患者事态严重的想法。
柯拉马医生甚至担心，医生对患者尾骨痛的稍事渲染可能造成“心理伤害”。他认为：“椎间盘突出的35岁患者甚至会以为，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下半身就要瘫痪。我们必须为他们消除这种恐慌。”
因此，柯拉马强调背脊本身有惊人的自愈力：这不是说几乎所有患者在椎间盘突出后的一个月内症状会自动好转；而是说，免疫系统的细胞会将从椎间盘脱位的物质视为异物，通过酵素加以溶解。这就是自愈作用。有一项典型研究曾针对多位患有椎间盘突出的人进行比较，一些人动手术，另一些没有。一年后，接受手术者的情况比较好；但在4年和10年后，两组情况都不错，没有什么差异。
时间能治愈很多腰和背部的症状，也就是“耐心等待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波鸿大学整形外科诊所曾提供髓核化学溶解法，由于需求很大，许多患者都只能列在约诊名单上等候。当医生在两三个月后终于可为这些早先走投无路的患者提供服务时，他们却不再有这个需求了——疼痛已自行消退。
所以基本上，椎间盘的磨损过程是良性的，只不过在中年时会因过分懒散的生活和施力不当而导致疼痛。以往碰到急性症状就需待在床上的办法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活动才是最好的疗法，因此这能避免病情加重，并获得良好的肢体感觉。
大自然过程也为多数的椎间盘患者准备了一项馈赠：年纪愈大的人，尾骨的困扰愈少；椎间盘到了某一天会干燥到几乎不再滑脱。此外，脊椎在50~55岁间也会骨质化，青壮年时期饱受折磨的背痛此时也会消失不见。整形外科医生称之为“老年时期的脊椎良性硬化”。
当我腰痛复发，回想起当年的整脊情景时，这回忆还真是美好！在医生告诉我“你的椎间盘出了毛病，第四节腰椎隆起，第五节腰椎突出”之前，我已经在候诊室忍着疼痛站了整整一个钟头。他派人送我到复健中心，那里的按摩师和运动教练帮忙做了调整。复健中心的医生却在瞄过我的X光片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诊断：“不好意思，这个椎间盘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什么突出。”所以，我腰部的剧痛是否就是椎间盘突出，直至目前仍是不解之谜。外科手术的假象存疑手术的分布图
一些患了帕金森症的人被送进手术室——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里会受到什么处理：其中，12位病患的大脑被注入他人的神经细胞，其余18位不过是在头骨盖上钻个小孔。但不管他们接受了什么治疗，结果都一样：当患者相信自己被植入神经细胞后，即使在所谓的手术后一年，他们也认为自己的生活品质有明显改善。
这项科罗拉多大学临床研究的“幻术”并不只迷惑了病患。就连医生（他们同样不知情）对病患健康状况的判断，也受到后者本身想法的影响，而不是受到病患实际诊疗方式的影响。这项临床研究的秘密在一年后才透露出来。一位女性患者甚至都已经重新恢复运动，所以当他得知自己并没有被动手术时，着实吃了一惊。
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结果让我们想到，在测试新手术时，同时探讨安慰效应也是相当重要的。安慰剂的比较研究对药物研究人员而言乃是家常便饭，不过许多外科医生却拒绝采用。他们的理由是，仅仅为研究目的而蒙骗患者、在其身上留下伤疤（不管伤疤有多小）是不应当的。
不过这些口是心非的外科医生或许是担心，他们那精益求精的治疗方法并没有比安慰剂效果更好。柳叶刀》杂志讥讽一些外科研究为“闹剧”：出现了很多问题，但却只有少数答案。由于安慰型外科手术向来受到普遍的抵制，所以目前外科的临床研究只有约3%能符合高标准。这就表示：很少有介入人体的手术经得起科学验证。外科医生大力推荐的手术，通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是否真的优越。
拿遥控手术机器人来说，美国曾进行了一项科学研究，探讨遥控手术机器人在人工髋关节移植上是否真的优于人类手术师。但不等结果出炉，近几年就有约90家德国诊所购置了这种每台约50万欧元的设备。等年该设备由于患者抗议与指责而停用时，已有数千位患者受到机器手术的折磨。也就是说，这些机器手术对肌肉和神经时常造成损害或破坏。目前美国为保险起见，已经禁止这种遥控手术机器人用在病患身上。
尽管目前有更多人能在危险的手术后存活下来，但这与其说是手术科技的进步，不如说是因为麻醉和用药等辅助治疗的持续改进。
手术的不安全性可从最常见的外科手术，比如疝气手术谈起（德国每年约有25万人次）。因疝气而就医的人要做出痛苦的决定：让医生在腹股沟划开伤口，使移位的脏器归位，再缝合伤口。目前常用的手术方法是内视镜，只要在腹腔开三个小伤口，插入一根小管，输入人工网膜，在腹壁内侧做修补。
根据对照研究的结果，这种开放手术（内视镜）明显比先前的腹腔镜手术来得安全：术后复发率分别是4.9%（开放手术）和10.1%（腹腔镜手术）。换句话说，腹腔镜疝气手术的二次手术次数是前者的两倍多。不过腹腔镜手术在德国“常被推崇为某种使命”，《外科学综观》如此评论，“在研讨会中，若干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乃至死亡的方法曾经被指责，但这些问题几乎都遭到否认，或者被转嫁为医生的经验不足。”
海德堡的德国外科医学学会研究中心的马库斯.毕希勒（MarkusBüchler）及其论争对手，就致力于提升外科手术的透明化品质。他们公开批评说，直到今天，还有一些新手术方法在医疗院所通过一种难以掌握的途径进行。在所有公布的研究结果当中，8成以上都局限在个案报道或个别部门的小手术系列。这类手术结果完全取决于医生的能力，然而医生们大概都会相当肯定自己的能力。个别医生凭借权威来决定某一方法成立于否，这种外科医学的传统似乎还不曾中断。尤其是以下这种制度更导致了有害无益的医疗措施：只要回收划算的手术，都会被执行。海德堡的医生们想依据客观原理来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在《德国医讯》中写到，就外科医学来说，安慰型手术“合乎道德，具有临床上的必要性”。
要是毕希勒等人在这方面能有所斩获，或许就有大快人心的发现。但截至目前为止，医学学者及研究人员只批判了极少数的手术方法。他们在这方面获取的知识形成了一张存疑手术的分布图。
告别子宫
美国加州有将近一半的妇女过世时没有子宫，德国妇女则有三分之一在有生之年做了子宫切除术。
这个貌似去了梗的梨子的器官，在医学发轫时就颇引人遐思。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提出了子宫“歇斯底里”的概念：子宫乃独立的身体构造，能自行在体内游移——妇女的疾病和若干精神状态都与子宫游移相关。
后来柏拉图就将此概念直接关联到歇斯底里的症状（所谓“受到子宫的折磨”）。根据他的看法，生为女性乃是诸神祇惩罚的结果。保健专家克劳斯.穆勒（KlausMüller）则说：“子宫只有靠怀孕，或是（如希波克拉底所认为的）靠男性供应精液才能恢复平静。”
对于会排血和孕育胎儿的子宫，有一些奇特观点流行乐很长时间。到了19世纪末，这个器官落入了外科医生的操作范围。他们切除了这个女性器官，以治疗淫欲和歇斯底里。手术技术越进步，这种手术就越重要。后来，人们就开始清除整个子宫。
这种多半由男性进行的下半身手术目前还大受欢迎，只不过切除的医学根据已有改变。每年在德国切除的子宫估计有12~14万之巨。不过妇科女医生芭芭拉.艾瑞华格娜（BarbaraEhret-Wagener）指出：其中有8成“就算现在来说也非真正必要”。其实这种所谓的子宫切除术，只有一成的病例是不可避免的，即妇女长肿瘤、子宫有大量出血或脱落的危险时。
子宫根治手术通常只在患者因经血过多而就诊时才需要施行。不过妇女也会因腰痛而决定干脆切除子宫。年6月，德国哈姆高等法院宣判一位妇科医生要付出1万欧元的赔偿金。他本来应该找出该病患尾骨疼痛的真正原因，但却直接切除了子宫。根据该切除器官的检验结果，它既未过大也没有发生任何病变。
最常见的切除理由是出现肿瘤。这种绝大多数良性的子宫肌瘤，会在两到三成的妇女身上出现。它通常不会引起痛感，不会被察觉。雌激素（女性荷尔蒙）会助长这种肌瘤。更年期女性身体的雌激素分泌会减少，于是肌瘤就会停止生长，甚至会萎缩。穆勒指出，这种正常、良好的自然过程却被药厂推广的荷尔蒙补充疗法中断。“雌激素若持续供应，肌瘤就继续生长，增大到一定大小后，由于疼痛和对临近组织的影响，手术切除子宫也在所难免。”无效的医疗就靠这种方法开发需求：将更年期过程转化为需要治疗的状态，雌激素治疗提高了子宫切除术的需求。
杜塞尔多夫的德国联邦医疗质量办事处（BQS，德国在鉴定医疗院所质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的外部独立机构——译者注）曾探讨病患在德国医疗院所得到的服务的状况。研究人员意外发现，每年因身体良性变化却被切除子宫的35岁以下妇女有将近人。这种事在医学上很少站得住脚，况且她们被剥夺了生育子女的机会。BQS的研究报告指出，既然子宫切除术“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并意味着绝对丧失生育能力，所以应先尽可能为病患反复确认其他治疗方案是否可行”。
各国比较也显示，若干国家有许多子宫切除术并不是出于医疗效果的考虑。沙特阿拉伯的妇科医生平均每年切除的子宫不超过一个，日本医生在这方面的保留态度也不遑多让。法国每年在10万名妇女身上约有90次手术，德国将近次，美国则是次。
妇女是否放弃子宫竟然取决于她们的教育程度。专家多明尼杰帝在瑞士，也就是所有被保险人有同等机会获取医疗服务的地方，对这种社会落差做了查验。他在提契诺州的抽样调查结果如下：女医生本身切除子宫的比率是9.96%，已婚的女性法务人员是8.45%，一般民众则是15.7%。此外，自费的病患进行切除者超乎寻常的频繁。根据统计，投保额度高且教育程度低者，一般会尽早切除子宫——有29.9%的人这么做。
多明尼杰帝担忧地表示，这个结果可能意味着妇科医生“为了个人利益而剥削妇女，或从各种程序中获取某种私密的满足”。
瑞士另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妇科医生治疗女病人的方式，比男性妇科医生温和得多。女医生在一年内切除的子宫平均为18个，而男医生则是34个。多明尼杰帝在《英国医学期刊》上讥讽到，值得幸运的是，瑞士并没有女性泌尿科医生，所以男性病人不需要担心会遭到报复。儿童摘除扁桃腺
曾有一段时期，扁桃腺基本上就算是为了手术摘除的需要而存在的。年前，人们这么做不只为了治疗发炎的咽喉，它还同时是预防甲状腺肿大、糖尿病与癫痫等等的办法。年，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典型调查，对象是纽约市位学童，调查发现，已摘除扁桃腺者达到了6成。没有被摘除的那4成也都曾接受医生检查，其中每两位便有一位遇见过建议摘除扁桃腺的医生。后来第二次调查显示，这位学生只剩下65位还留有扁桃体。由于缺乏专业医生，后来这些儿童就再也没有接受过检查。
扁桃体摘除手术曾经在美国盛极一时。20世纪70年代，一年之中就有万人进行完全麻醉，摘除了有如花生到李子般大小不等的喉部扁桃体。其中有6成是不到10岁的儿童；可以说，大人并没有问过他们是否同意。所以德国《时代周报》指出，这些儿童遭到“所谓的手术暴力”。
目前扁桃体手术也逐渐成为西方世界最频繁的手术之一。不过，在这个“无扁桃体生活”的领域当中，就算美国人也要向德国人俯首称臣。每年全德国进行了约23万次扁桃体摘除手术；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这几乎是美国或英国的3倍。10岁生日之前的儿童，每10个就有一个倍摘除扁桃体。德国耳鼻喉科学会对于慢性扁桃体发炎的指导原则和建议是尽快做手术。科隆的医疗品质及成效研究中心主任兼内科医生萨维奇指出：“所谓喉咙痛、扁桃体肿大，甚至口臭都可以当作手术摘除的理由——于是，任何时候都可摘除几乎所有小朋友的扁桃体。其实，可能有一半手术是可以免做的。”
不过要是经常受到喉咙发炎的折磨（一年约7次以上），那么再具批判性的医生也会认同摘除扁桃体。幸好这种手术在许多轻症病例中可被视为多此一举。荷兰医生呈交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研究对象是位每年喉咙发炎次数在6次以下的儿童。有人接受手术，有人则由研究者静观其变。接受手术的儿童在前6个月中喉咙或支气管发炎，以及发烧等情况比对照组略少，不过两年之后就看不出两组的区别了。至于儿童的舒适感和因病缺课的次数，从研究一开始就没有差异。
耐人寻味的是家长在儿童病程中的行为。未接受手术儿童的父母们倾向于每次喉咙发炎便随即就诊。接受手术者的父母们有所不同，由于扁桃体已不存在，他们也就不再为类似症状而马上去找医生。可以说，这是术后的安心感使他们高估之前手术的效果吧。
人们也可从生理学的立场来反对躁进的手术。在出生几年后，喉部乃至颚部扁桃体就在人体抵抗力的增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手术毕竟难免产生术后出血（这种危险性在扁桃体摘除手术中约为5%），增加治疗的麻烦。年秋，乌珀塔尔某诊所的医生为一位17岁少女摘除扁桃体，两周后少女却死于术后出血。不管这是人为的疏忽还是所谓的宿命，这个悲惨的案例提醒人们，扁桃体摘除也可能导致极少数病例死亡。因此，轻率的诊断难免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危害。
医生似乎总比不懂医学的人更了解这种风险。这可从瑞士提契诺州的研究得到佐证：受访的医生子女只有18.3%摘除扁桃体，一般儿童的摘除比率则高达33%。不仅如此，扁桃体丧失与否会在家族中传承。一直保有扁桃体的家长们会注意子女该器官的完好。学者多明尼杰帝建议：在双亲都不曾摘除扁桃体的医生家庭里，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避免这种往往已经仪式化而且会造成损伤的手术程序。”颈动脉上的切割
德国有上百万公民的颈动脉的狭窄程度超过50%。通常他们完全察觉不到，也没有任何症状。当血液通过这种狭窄部位时，会发出某种用听诊器才能听到的声音。目前医生们也会以健康机能检查的名目来吸引顾客，所以这种听诊检查要自掏腰包。有这种颈动脉狭窄的人发生中风的机率比一般人稍高：根据统计，一年之中这些人里会有1%~2%有此遭遇。但大部分这样的患者并不是死于中风，而是死于心肌梗塞，因为他们的冠状动脉通常也已经硬化而出事。
有鉴于此，大约50年前，一位医生想出让颈动脉狭窄超过60%的患者动手术的招数：由血管外科医生清理颈动脉，并加以疏通。他们先让狭窄部位周围的血流改道，切除窄化的淤积部位后，再将动脉缝合起来。
年首度实施的这种医疗措施，如今在工业国家已非常普遍。外科医生表示，这种大手术可以有效预防中风。但是若我们浏览一下颈动脉手术的历史，就会不自禁怀疑这个说法是否有根据。3项重大的临床研究都证实不出它的疗效。
尽管北美洲进行的“颅外动脉疾病联合研究”的结果指出，进行手术而无并发症的病患有比较低的中风机率，不过在动脉上这样操作，许多状况下却可能导致淤积分解的碎片移向大脑。许多手术台上的病患因此而发生中风，若干人还因此丧生。总计下来，位患者会有11位发生并发症——这么一来手术效果都没了。医生原本要预防的疾病，却因为他们的治疗尝试而被引发。
撇开这些不谈，颈动脉上的切割是高利润的医疗项目，而且以往还很热门。美国单是在爱年就有10万多位病患因此摆脱颈部毛病。德国在90年代初每年都有约1次这类手术，医生们还努力地开发更大的需求。年7月，在一场有关“无症状阶段颈动脉狭窄”的研讨会中，海德堡的血管外科医生杰恩斯.亚伦贝格（JensAllenberg）呼吁手术数量应增长4倍，也就是至少要有次。德国血管外科协会也以类似的理由推广：协会会长汉斯-马丁.贝克尔教授（Hans-MartinBecker）在年呼吁，每年要让同胞们在颈动脉上动12万次手术。
年，一些医生共同发表文章，试图由学术立场指责这些人的贪欲。这份ACAS（无症状动脉粥样硬化研究）报告指出，妇女从手术得到疗效的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而男性也只能得到某种效果——在5年的观察期当中，接受手术者与接受保守治疗者相比较，前者罹患中风的比例低了5%。这些医生一探究竟后，发现这样的数字并没有优越之处：绝大部分手术的效果都只是来自无后遗症的少数中风病例。德国的神经病学教授马丁.葛隆德（MartinGrond）指出，重点应该是预防持续性瘫痪的中风：“在ACAS超过5年的患者当中，只有2.5%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疗效并不显著。”
年简称为ACST（无症状颈动脉手术实验）的研究，以名患者为对象，得到的结果也是类似的。乍看之下，实验结果令人印象深刻：5年的观察期间，接受手术者中风的风险约6%，而接受保守治疗者的致病风险将近12%。得到的重度瘫痪的中风风险值分别是3.5%（手术）和6%（保守治疗）——但这是5年下来的总计。葛教授指出：这代表了每年0.5%的绝对差异。”这样说来，为预防重度中风，每年是否就应该对位无症状的患者动手术呢？
这样的手术并不是没有风险。根据统计，在德国的每一年中，每一万次对无症状患者的颈动脉手术就会有2%的失误率。换句话说，这种“预防性手术”每年会给位公民带来并发症，导医院中丧生。
有鉴于此，目前已有若干医生另谋对策。他们想以另一种疗法取代饱受争议的颈动脉切割。这种疗法有点类似于心导管手术：通过小孔推入一根弹性软管，在颈动脉中以膨胀方式扩大狭窄部位，并植入一个金属支架。不过这样的方法或许仍然是以无效取代无效，因此德国预防中风协会曾经提出警告，截至当时，这种导管手术的疗效还是没有得到证实。出差前摘除胆囊
根据统计，有将近25%的人身上有胆结石。这种钙化的伴随物主要由胆固醇组成，在胆汁的影响下凝聚、结晶而形成块状物。大部分人察觉不到这种颗粒。有8成的结石是不会出现症状的，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不过，如果有些结石想故意作对，它们的主人可就吃力了。胆汁无法再流通，在胆囊里越积越厚，由此导致的要命绞痛叫做胆绞痛。一旦这种小结石移动到了胰管，就会堵住胰岛素的输送，那么这种消化液就会开始回头破坏胰脏组织。
在这种状况下，胆囊及其结石的摘除可看作是有益的手术。这种根治手术的优点在于术后可以永不再受打扰。根据年第一位进行这种胆囊切除手术的卡尔.朗根布赫医生（KarlLangenbuch）的说法：“切除胆囊的用意并不是因为它还有胆结石，而是因为它会形成胆结石。”
几十年下来，德国平均每年约有8万次胆囊切除手术。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貌似极具效果的手术方式变得更加精密：如今可以利用腹视镜手术摘除这可有可无的人体器官，不会给患者留下太大疤痕，且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
腹视镜手术风潮使得一些具有批判性的医生担心，连没有毛病的人也要失去胆囊。年秋，在慕尼黑一场研讨会中，科隆的外科医生汉斯.涂以德（HansTroidl）指出，他很难确定患者是否只在确认手术利多弊少后才接受手术。两年后，外科医生齐佛特（J.rgRüdigerSiewert）公开抨击这种腹视镜胆囊切除术的泛滥。他在慕尼黑的德国外科医生研讨会指出，该手术的次数在两年内就成长了3成。这样的发展在美国也同样无往不利，目标族群是无症状且负担高额保费的年轻人。预防性的胆囊切除术吸引他们的理由是，出差旅行可以不必担心胆绞痛。齐佛特指责这种手术无异于“模特手术”。他认为个中助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手术器材制造商有意让它在市场上畅销；另一方面，媒体也在炒作。
不过，再怎样大声疾呼恐怕也阻止不了新兴科技为自身开发需求。如今每年德国的胆囊切除次数不再是8万次，而是18万次，其中约有9成是腹视镜手术。
根据有关医生的说法，这种手术有多项优点：术后疼痛较少、复原较快，以及较不影响美观等等。但是，当英国医生想以科学方法检验所谓的手术优点时，结果却颇有出入。研究人员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位患者动腹视镜手术或开放手术（也只留下相当细小的伤口）。所有患者伤口上都缠上同样的绷带，这样就没有人能从术后伤疤看出谁各动了怎样的手术。结果呢，腹视镜手术的时间（平均65分钟）明显多于开放手术的时间（45分钟），至于住院时间（平均3天），以及复原所需时间（平均3周）则根本看不出差别。不过，这似乎没有妨碍到腹视镜手术的胜利，因为年这项结果发表之后，就没有手术师予以留意。海德堡大学毕希勒和克里斯多芬.柴勒（ChristophSeiler）等医生在《德国医讯》表示：“这样一来，某种手术程序就成了目前医疗照护的基本项目，成本由医保制度来负担，但是是否真正具有疗效却没有充分根据。”
肚子里的花招
第一章谈过这些人的遭遇：当患有慢性腹痛的人找医生时，有可能在缺乏医学根据的状况下被摘除某个器官。这可能导致不同的后果。医生们指出，若干术后病症的主因来自腹腔内的愈合作用，这种情况在病例中占有35%~56%（随各个研究而不同）。所谓的特殊的“粘连”作用，可能就是手术与发炎带来的后遗症。
于是，10年来医生们建立了一种干预程序，来对付这种症状，即粘连分解术：使用腹腔镜，在腹腔开个通道孔。
据说这种手术可以启动愈合作用，使患者摆脱病痛。至于这种新的程序有何根据，医生们多年来都没有明确的交代。
荷兰外科医生丁格曼.史旺克（DingemanSwank）是有心检验这种疗效的人之一。他和同事们一起比较研究了位主诉慢性腹痛且有粘连症状的患者。每位都施行了完全麻醉，进行腹腔镜手术。医生对其中48位不再做任何处理，其余52位则进行粘连分解术。受测者肚皮的伤口看起来都一样，所以术后无从得知他们被动了什么样的手术——答案要到一年后才会揭晓。
医生每3个月探询病患的身体状况，再决定是否告知这项秘密；接受粘连分解术的患者中，27%的人术后有明显好转，但是对照组的复原率也同样是27%。所以假手术的效果和真手术不相上下。
由于受测者在研究中直接得知的状况是动了腹腔镜手术，所以很可能是这种手术引起了安慰效应，而所有病患体内都找不出像肿瘤那样的坏东西（撇开那些折磨人的愈合作用不谈）。因此总体来说，腹腔镜等于是起了解除警报、从而有益人体的作用。医生们不妨就减少这种在愈合部分动刀的作业吧。知识才是最好的医疗我们应该让自己有所作为
一般而言，无意义甚至危险的工作，终究会导致空洞的合约、工时（和工资）减少或公司破产。到时大家一定会交相指责服务散漫、产品低劣等等。截至目前为止，医疗体系中的情况还并非如此。大部分人还不能判断哪些程序有意义、哪些没有意义。可以说，消费者还缺少应有的权力，抵制可疑的医疗服务。若要做出改变，现在就取决于大家的态度。医学史上文化革新的时机已然到来，我们要让医学接受检验，让这项工作成为舆论界的北京治疗白癜风的价格大概需要多少钱北京中科白癜风康复明星
